我常说：若以数字论学术，则老子评不上讲师，孔夫子也不一定能评上教授。
老子那本《道德经》才五千言嘛，孔老夫子“述而不作”，他那些语录不也是“鸡零狗碎”嘛。至于《春秋》，著作权就成问题，何况拗相公介甫先生还讥之为“断烂朝报”哩。
可是，以数字论学术，竟成为不争的事实。于是，文化市场和失重的学术评价机制就制造出文抄公、裹脚布和注了水的巨著。于是，论者不得不呼唤“札记体精神”，以救时弊。
但矫枉也不一定非要过正不可。说“写书比写论文容易，写论文又比写小文章容易”，对某些人而言可能是这样，然绝非通则，也不符合古今实际。刘勰的《文心雕龙》、刘知几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这都是“书”啊。马克思的《资本论》、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也都是“书”啊，“容易”吗？
就现今的中国学术园地而言，无疑应重视“木屑竹头”。可如果放眼望去，全是“木屑竹头”，又将如何？我们还要有千尺长松，参天古柏。只有如此，我们的学术大厦，才会是“美哉轮焉，美哉奂焉”。
且人的秉性不同，学养有别，自不可执一概万。请以“龙”、“虫”来喻大小，还应该是龙虫并雕，小大由之，何必拘于一格呢。至于取巧者流，他能在“书”中“注水”，同样也会在“小文章”中“注水”。历史上的“札记体”文章，“注水”的也不少呢。
我们既要呼唤“札记体精神”，也要呼唤“雕龙精神”。而反对“注水”，则是一致的。
王充有言：“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如皆为用，则多者为上，少者为下。累积千金，比于一百，孰为富者？世无一卷，吾有百篇；人无一字，吾有万言，孰者为贤？”比较的前提当然是不准“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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