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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飞，这个人们或许比较陌生的名字，却为我们留下了无数至为熟悉的历史瞬间的经典照片。在书刊、画册或博物馆、展览馆里，我们常看到他拍摄的鲁迅先生：浓密倔强的头发，高隆的颧骨、眉宇、深邃、悠远的目光，微微、淡淡的笑意……这幅被称为最具鲁迅神貌风采的照片，不仅成为中外人民心目中的蓝本，也成为鲁迅亲人永远的缅怀——大幅照片至今还挂在周海婴家的客厅里。他始终战斗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真实记录了我军英勇抗敌的累累战功，为国人展示了白求恩忘我的工作及真实的生活；他在百团大战中摄下的“将军与孤女”组照成为中日人民友好的见证，在80年代演绎了一段佳话，也由此引出了沙飞后人对他的怀念和党组织对沙飞的重新评价。 然而在他不满38岁的时候，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1950年，这位“中国革命新闻摄影第一人”却永远地倒下了是残酷的战争、人性的毁灭使沙飞患上了“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而不能自控，最终枪杀了一位为其治病的日籍医生而被军法处处以死刑。 由蔡子谔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6月出版的《沙飞传——中国革命新闻摄影第一人》一书真实、全面地记载了沙飞的传奇一生，是“沙飞事件”发生52年来海内外的首次披露。本文摘自该书。
1936年10月19日——凌晨，沙飞从青年木刻家力群等人那里听到了一个令他惊愕不已的噩耗：“鲁迅先生病逝了！”
巨星殒落，噩耗传来，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悲悼和痛惜之中……对于沙飞来说，简直无法令他相信。
沙飞急忙携了自己的照相机，赶到了上海四川北路底施高塔路（现山阴路）9号的鲁迅寓所里。
沙飞上了二楼，到了鲁迅先生的卧室，鲁迅先生的遗体就静静地躺在他生前睡眠的铁栏杆木板床上，身上盖了一条浅粉色的棉质夹被，脸蒙着一块洁白的纱布。紧靠床头的窗前，便是先生长年累月、夜以继日伏案劳作的书桌；书桌上还散乱地杂放着一些书籍和先生用毛笔写的黑顿顿的手稿。
不一会儿，力群来了，还有一位青年作家柯灵也来了，沙飞同他们一起走至先生的床头，恭敬地给先生深深地鞠躬之后，便轻轻地揭开了蒙在先生脸上的洁白纱布。安眠的先生便呈现在沙飞他们的面前，啊！先生浓密的头发，除夹杂着几根银丝外，仍根根倔强地挺立着，无丝毫屈挠之意。眼和嘴，在浓眉和短髭下安详地闭合着，颧骨凸突，双颊低陷。沙飞看着那饱经风霜和沧桑的脸上，那深深的沟壑一般的皱纹，仿佛刀削斧凿，向人们显示着遒健与阳刚的气质和力度，表现着至死不向黑暗势力妥协的坚韧和威严。
沙飞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一边抽泣着，一边取出相机，先将镜头对准先生的遗容拍摄了一张，将先生的遗容和他默默无言的亲密伙伴——书桌，拍摄在一个镜头中。力群君则拿出纸笔，画起先生的遗像来。……
当日的上海《大晚报》所发讣告，鲁迅治丧委员会名单共13人（此系草案，非正式稿）。10月20日上海各报（包括《上海日日新闻》）所登讣告和治丧委员会名单才是正式稿。鲁迅治丧委员会由蔡元培、马相伯、宋庆龄、毛泽东、内山完造、A·史沫特莱、沈钧儒、茅盾、萧三共9人组成。但中共代表毛泽东的名字，当时除一家外国人办的《上海日日新闻》的日文、中文版曾披露过外，其它诸报，均未敢据实披露。
各界惊闻噩耗，唁函。唁电纷纷传来，上海各报均通版刊载。沙飞知悉，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出了三份电报：一份致许广平；一份致南京的国民党政府；一份是《告全国同胞书和全世界人士书》。电文中称鲁迅先生是“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还指出：“他唤起了无数的人们走上革命的大道，他扶助着青年们使他们成为像他一样的革命战士，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党中央还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要求国民党政府废除对鲁迅先生生前颁发的一切禁令，给鲁迅以国葬的待遇，并宣付国史馆列传，建造铜像，废止一切禁止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等八项建议。国民党政府不但不予答应，反而派出军警、便衣等来监视鲁迅的丧事。
鲁迅遗体即日下午3时移至万国殡仪馆，暂置二楼。从20日上午9时至下午5时，21日上午9时至下午2时为各界民众瞻仰遗容时间，21日下午3时入殓。灵堂上布满了各界群众敬献的花圈和挽联。鲁迅先生穿着棕色的长袍，安详地仰卧着，像是劳作得太疲累了，正在酣然入睡。他那根根直立的头发，高高的颧骨，瘦削的面颊和浓密的短髭，都唤起熟悉他的人们的深切怀念和无尽哀思，灵堂轩敞明静，气氛肃穆凝重，使人们仿佛感到太阳殒落后，灰氵蒙氵蒙的铅块一般的浓重乌云，沉沉地压抑在人们心头，不时传来摧肝裂肺的悲泣声……
参加守灵的，文学界有胡风、黄源、田军（即萧军）等作家。
灵堂中悬挂着李桦主持的“广州现代版画会”、“上海木刻协会筹备处”等木刻团体和个人陈烟桥、曹白、刘岘、张慧、黄新波、木枫、唐诃、钧初、白危、刘桦鄂以及日本友人内山嘉吉（即鹿地亘）的唁电、唁函、悼辞和挽联。其中不少青年木刻家一直为先生守灵，曹白这两天就没有离开过先生的遗体，一直守候在身旁。
这其间，画家司徒乔曾在殡仪馆用竹笔画鲁迅先生遗容，外籍齿科医生奥田为先生拓石膏面容遗像，日籍画家奥林博史依据上海《日日新闻》所载遗容照片绘油画遗像，除寄托哀思外，留作永久的纪念。
沙飞这两天也没有离开殡仪馆，他除了有时替换青年作家、木刻家等守灵外，主要的工作是拍摄在殡仪馆中的民众哀悼场面和纪念活动。从其后在桂林举办的沙飞摄影展览会的《沙飞摄影展览会专刊》上的“沙飞摄影展览作品目录”来看，其时代表作便有《遗体入殓之后》、《万国殡仪馆门前》和《签名参加送殡的女童》等。
瞻仰鲁迅先生的各界民众络绎不绝，仅20日一天，签名者就达4462人之多，此外还有46个团体。沙飞默默地穿行于熙来攘往的人群中，追寻着感人的镜头。
22日下午1时50分举行“启灵祭”，由青年作家、木刻家胡风、萧军、曹白等十多人扶柩上车。许多青年自觉自愿、争先恐后地为先生举打挽联和旗幡等。
送殡的各界民众高举着挽联和旗幡步出殡仪馆时，鲁迅治丧委员会主席、德齿居长而体貌衰迈的蔡元培先生，竟伸出他那颤巍巍的双手，非要亲为鲁迅执绋不可！此时，人头攒动，旗幡蔽空，场面十分宏大壮观！接着，是青年作家、木刻家胡风、萧军、曹白等抬着鲁迅先生的灵柩缓缓走出，哀乐低回，哀恸的哭声响成一片……
沙飞摁动快门，拍下了这浩大、悲壮而动人的场面。这便是《良友》画报1936年121期及《生活星期刊》分别于1936年10月25日和11月1日发表的《遗体入殓之后》、《万国殡仪馆门前》、《签名参加送殡的女童》、《出殡之前群众云集》、《灵柩由作家抬出》等等。
送殡的队伍缓缓出发了，各界民众参加送葬者多达数万人。灵车开得慢的时候送殡的民众都朝灵车涌过来，簇拥着灵车，甚至手扶着灵车缓缓前行——用中国传统殡葬文化的“扶灵”来表达对这位中华民族最英勇、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的无尚崇敬和深切哀悼。沙飞急中生智，不知登上了何处的楼房或房顶，用俯镜头拍下了这个尤为动人的特殊场面：这便是题为《送葬队伍》这一新闻摄影佳作。
原定灵车经由胶州路、赫德路（今常德路）、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卡德路（今石门二路）、同孚路（今石门一路）、福熙路（今延安中路）、大西路（今延安西路）、虹桥路抵达万国公墓。由于国民党反动当局和帝国主义租界当局惧怕送葬行列形成示威游行，不准通过闹市区，遂改由胶州路、极思菲尔路（今万航渡路）、地丰路（今乌鲁木齐北路）、大西路、虹桥路抵达万国公墓。行经租界区域，租界当局竟出动了骑马的印度巡捕和徒步巡捕，他们全都荷枪实弹；行至中国界的虹桥路，便由黑衣白裹腿的中国警察接替，他们视民众如临大敌，色厉内荏，竟在长枪上插上了杀气凛凛的刺刀！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不断地唱着悲怆、有力的挽歌，“继承鲁迅先生遗志，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此起彼伏。
约在下午4时半到达万国公墓墓地，到达后当即举行了墓前追悼大会。先由蔡元培、宋庆龄、章乃器等作安葬演说，他们都热忱地颂扬了鲁迅的功绩，愤慨地抨击了国民党政府对鲁迅先生的迫害。萧军代表“治丧办事处”和《译文》等四个杂志社作了简短致词。
上海民众代表敬献了一面长202厘米、阔103厘米的旗子，覆盖在鲁迅先生的灵柩上，旗上是沈钧儒老先生奋扫如椽大笔，写下的气贯长虹的“民族魂”三个大字。启灵时，诸青年作家、木刻家胡风、萧军、黄源、曹白等十余名扶棺者缓缓安放在撒满鲜花的墓穴里。
沙飞从送殡到安葬所拍摄的《运灵车驱出殡仪馆时》、《送殡行列之前导》、《音乐队》、《民众歌咏团》、《鲁迅先生精神不死——章乃器先生在鲁迅墓地发表演说》、《伟大的民众葬礼——青年作家们等扶棺入墓穴》、《鲜花满布墓茔》等连同他在八仙桥拍摄的鲁迅先生生前的最后留影等，先后发表在《时代》、《中流》、《时代画报》、《良友画报》等杂志和画报上，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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