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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界诉说东方

2002-09-04 来源:中华读书报 钱婉约 我有话说
在亚洲,存在着一种贯穿于各种文明之间的基本精神,这种基本精神就是追求终极普遍性的、宗教性的“爱”,以及由这种“爱”孕育出的亚洲式的“和平”。“爱”和“和平”,这是冈仓天心在正好100年前的1902年,在《东洋的理想》一书中,对亚洲文化精神的概括。书中说:

“亚洲是一体的。虽然,喜马拉雅山脉把两个强大的文明,即具有孔子的集体主义的中国文明与具有佛陀的个人主义的印度文明相隔开,但是,那道雪山的屏障,却一刻也没能阻隔亚洲民族那种追求‘终极普遍性’的爱的扩展。正是这种爱,是所有亚洲民族共通的思想遗产,使他们创造出了世界所有重要的宗教。……阿拉伯的骑士道,波斯的诗歌,中国的伦理,印度的思想,它们都分别一一述说着古代亚洲的和平。”

20世纪初的1902年,正是所谓“欧风美雨”席卷苦难的亚洲大地的时代。冈仓天心独创性地从亚洲文化中抽取出“爱”和“和平”这样一种统一精神,使亚洲各民族藉此在精神上形成一个统一体。这不仅是天心个人营建的观念中的统一体,同时,也是面对西方强势文化,对亚洲各民族文化命运和前途的一种思考。

崇尚实利、武力称雄的20世纪初,亚洲文化无疑处于弱势,但是,天心对这种以“爱”和“和平”为核心的亚洲文化,寄寓了无限的深情。他指出“亚洲简朴的生活,在今天因蒸汽和电力而形成的与欧洲文明的强烈对比中,丝毫没有感觉可耻的必要。……因为他们处在自由的崇拜中。”“亚洲的光辉,……存在于打动所有人心胸的和平的涌动,存在于天子和农夫彼此相连的和合精神之中,存在于带来一切同情和礼让的、崇高的同心一体的直觉之中。”天心指出,世界文化正走入歧途,走入忽视人生理想、“为了物质而束缚精神”的歧途;而亚洲文明是“用精神去战胜物质”的、真正“文明”的、人类文化的理想境界。因此,目前亚洲的衰落不只是亚洲的悲哀,而正反映了以西方文明为代表的世界文化的悲哀。这样的论述虽有将物质与精神对立起来的唯意志论的嫌疑,然而,四平八稳、中正温良的言论向来与天心的思想特性无缘,也与那种在思想史上构成真正冲击力的思想无缘。正是这种对于东方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深切坚信,构成了天心思想的独特性。

天心思想的独特性,还在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西方文化如日中天的时候,对于欧美文明的深刻反省。

首先,天心揭示了西方对东方的侵略性,不仅在于“西欧帝国主义”对世界所进行的“武力侵略”,更在于他们的“经济政治拓展”和“文化同化”:他们一边依靠着不断扩大的机械发明,对世界经济和政治市场进行大规模的拓展和组织化,同时,在宗教信仰、习惯、言语等方面,也朝着形成一个“巨大的西欧式的世界化图景的方向进取着”。“从轮船到宾馆,从铁路到海滨浴场,他们自由地活动着,将世界当作自家的园地似的创造着统一的文化场。”天心预言:随着政治、经济、知识的相继组织化,“大社会采取统一的行动,发展同一的意识,将不是不可能的了。”——这几乎是100年前对于“全球化”倾向的最早洞察和预言。但天心指责说,正是这种全球统一化的趋势,抑制了亚洲文明的优秀品质,影响了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

其次,天心对近代西方文化本身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揭示其对人性的扭曲:西方的个人“成了机械的习性的奴隶,……他们被自己所制造出来的‘怪物?拖得团团转。”即使是西欧人引以自豪的自由,在天心锐利目光的洞察下,也同样值得质疑:西方的自由实际上只是物质竞争的自由,而并非人心的自由驰骋。“真正的个性断送于聚敛财富的竞争,自足的幸福感牺牲于无止境的物欲。”在艺术方面也是同样:近代拼命追求物欲的“恶俗”“烧灼”了空气和大地,使得“生命和艺术的咽喉在旱天里干渴难忍地渴望雨露”。总之,虽然西欧人创造了物质的昌盛,但这丝毫无益于人类生活的根本福祉;虽然西欧人自豪于从中世纪的迷信中解放出来,但今天,却又陷入了新的拜金主义的信仰之中。

追求物质的富裕和思想上的自由解放,是近代西方文明进步的两大标志。天心能够如此深刻地洞察其弊端,辩证地指出其蕴含的矛盾,这在20世纪头几年的当时,实在是独步时人,十分难能可贵的思想,是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深反思、引以为鉴的珍贵的思想史资源。10多年后的1919年,梁启超欧游归来撰写《欧游心影录》,也发表了与此相近的感想,但那已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在一战使得西方文明危机四起之时。

冈仓天心(1862——1913),是近代日本天才式的思想家、美术教育家。许多个“最早”和“第一”,为我们寻求他思想独特性根源提供了线索。他出生于日本最早的开埠港横滨,7岁进入外国人最早在横滨开办的英语学校开始学习英语,16岁,成为日本第一所近代高等学府——东京帝国大学的第一届学生。娴熟的英语和出众的才气促成了他与美国教师阿内斯特·费诺罗沙(Ernest F.Fenollosa,1853-1908)在东大的相遇,此后两人在拯救日本古典美术遗产、倡导日本传统美术方面的合作,被称为“东方美术与现代鉴赏力的相遇”。沉寂千百年的奈良法隆寺,在民族主义思想和近代学术方法的关照下,重新进入世人的视野,成为日本民族文化的象征。1889年,在天心和费诺罗沙等人的努力下,日本第一所近代美术学校——东京美术学校成立,次年,29岁的冈仓天心担任了该校的校长。

天心的理想是走一条从事教育的政治家之路,然而,艺术家放荡不羁的生活态度,断送了天心政治家之路的发展前景。1898年,文部省命令他辞去校长职,理由是他与他的上司——文部少辅九鬼隆一的夫人有着极深的爱情关系;另外,还因为他嗜酒成性,不适合作为教育者。这样,个人生活方面的风波,使得他不得不到日本以外的世界去展示自己的才华。这倒促成了他在思想方面的建树,使世界历史多了一位思想家。晚年,他远离祖国,几度探访印度和中国,更远赴美国,受聘于波士顿美术馆,任东方部主任。正是这样的海外生活,使他能够以宽阔的文化视野、亦文亦史的精粹文笔,用英语写下了《东洋的理想》、《日本的觉醒》、《茶之书》等一系列著述。这些著作,是一个东方学者向世界发出的宣言,是一个兼具近代性思想修养、世界性广阔视野和民族主义立场的东方思想家的宣言。这些书在西方世界广为传读,成为当时欧美了解东方的代表性读本,其中《茶之书》还被收入美国中学的教科书。

冈仓天心面向世界的东西文化论,使他完成了“日本的天心”——“亚洲的天心”——“世界的天心”的生命意义历程。“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可以说,这正是冈仓天心独特的思想经历,留给我们这些面临着“全球化”声浪的后人的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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