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吴小如先生的文章《“以史为鉴”》（载《中华读书报》2002年6月5日3版副刊《家园》），心中为之一震。因为吴先生明白点出：“有些人是从来不肯、也不屑于‘以史为鉴’的；而懂得‘以史为鉴’的，却往往是那些从来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于是‘以史为鉴’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标准和‘两种不同’的理解。”从吴先生的话，我受到很大启发：原来“以史为鉴”只是对一部分人有用，是不能指望所有人都如此做的。
顺着吴先生的思路我又想，可怕的还不只是一些人“不肯、也不屑于‘以史为鉴’”，而是他们更从反面去看历史，从历史中吸收一些对自己有用的“学问”和“本领”，从而使自己能够更奸更坏。
历史不光教人学好，也能教一些人学坏——我这样说不是有意亵渎历史。历史确实是一面明镜，是好是坏都可以照得见自己的影子。问题是什么人看历史。有一句话说：“老莫看《三国》”。这不是说《三国（演义）》这本书不好；相反，《三国》确是本好书。问题是一些人（其实不能简单地说所有老人），原就比较世故，再读《三国》，就可能学到更多的奸诈、凶狠和毒辣。《三国》是一部写历史的小说，对于整个历史，又何尝不是如此！
前些时从《新民晚报》上读到一条消息，觉得也可以印证我要说的话。这条消息说：上海有位著名的书画鉴定家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炼就了一双识别书画制假的火眼金睛，有人劝他把这些经验整理出版，他也觉得这对学习书画鉴定的人会有助益，但又担心制作假画者也会利用这本书，做出来的假画就更具欺骗性。据行家说，这样的担心并不多余。上海博物馆的专家们曾编撰成一套中国古代书画家的印谱，这本书对书画鉴定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制假者也利用这本书，制出的假印章和真印章一模一样，这套书也成了制假者必备的“工具书”。试想，像这样正面的经验都可以反面读，学历史岂不也是一样吗？善良的人当然是“以史为鉴”，从中得出应有的教益，一些奸人则会从历史中吸取反面的“经验教训”，使自己坏得更精，坏得更有水平。这又有什么可以骇怪的呢？其实吴先生文中举的例子也说明这一点。那些“替军国主义者的亡灵招魂、不承认屠杀邻国几十万无辜人民是犯罪”的人，何尝不知道历史的结论，可他们胆大包天，干脆“在教科书中改窜史实”，就是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不让人们知道历史真相，实行“愚民政策”。他们以为这样就能够绕过历史，更好地“以售其奸”。他们这样做，难道不是比那些老军国主义者坏得更精，坏得更巧吗？
周作人也不止是不肯“以史为鉴”。以他的学识，他肯定知道历史上所有“叛徒”的可耻下场，但他还是要做叛徒。他是吸取了历史上做叛徒的“经验教训”，不是赤裸裸地做低三下四的叛徒，而是巧妙地把自己打扮成为了“保护北大校产”，不得不入虎口下地狱的“殉道者”。这样披上“文化”的外衣，抹上“自我牺牲”的粉脸，（亏他脸皮厚！）不是比历史上的叛徒更具欺骗性吗？
历史并不遥远。“文革”时期“四人帮”大搞法西斯主义，连许多具体做法（诸如搞“领袖崇拜”，组织“红卫兵”，动辄游行狂呼，随便抓捕人批斗人……）都是从当年希特勒那里照抄照搬。他们不但从历史中学得许多东西（另一种“以史为鉴”），而且对它们加以改进和发挥，做得更厉害，更“革命”。
鲁迅在《准风月谈·前记》中有一段话很有意思。那是：“柳下惠看见糖水，说‘可以养老’，盗跖见了，却道可以粘门闩。他们是兄弟，所见的又是同一的东西，想到的用法却有这么天差地远。”和这意思相近的在《集外集拾遗·〈绛洞花主〉小引》中也还有一段话：“《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看来，什么好事物，看的人不同，出发点不同，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也就难怪人类自有史以来已经是几千百年，有人确实“以史为鉴”，从中学得许多好东西，社会因此不断发展进步，而与此同时，一些奸人也从中学得许多坏本领，大大提高了他们做坏事的水平，否则，人类社会早应该是到处莺歌燕舞，四海一片光明，又哪里会有现在这样许多的坏人坏事，有这样许多的麻烦和困难，要我们付出代价，与之作殊死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