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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它太大了，大到你还没有来得及踮起脚尖，就被它淹没了。 |
以前有人一旦问：“你是北京人吗？”
我就会很规矩地答：“不，我是河北人。”
但后来发生的情况往往是那人说：“噢，那你在北京混，一定很不容易。”我就想：他弄错了，他以为我是北京的外来人口，所以还要加上一句：“我的籍贯是河北，我是在北京出生、长大的。”现在图方便，索性直接答应着“是，我是北京人”。
我的父母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由河北“移民”到北京。他们那个年代，各地互相支援建设，移来移去的人很多，很正常。所以念书的时候，每到开家长会，就能听见这些父辈们操着天南地北的腔调与老师交流，当然很多的老师也是乡音难改，不像现在的中青年教师，齐刷刷一口标准普通话。
京腔现在在北京的CBD里已很难听到了，很多姑娘们操着台湾国语有点费劲地柔声细语，直到你冒昧地问“听您的口音不是北京人吧”？她们才会怒目圆睁、不顾仪态地飞出一句“别他妈逗了那你以为我是哪儿人？”舌头绕得很利索。
大多数北京人，很不喜欢别人怀疑他们的北京身份，这还是出自一种首都人民的优越感。直到现在，他们仍然“亲切”地管外地友人叫“老外地”，现在还爱叫“农民”，仿佛京城之外，全是黄土遮天。作家石康的小说里，一提到什么人特别土气，外地人就更别说了，一律以“农民”蔽之。一个为他出书的外地书商某次疑惑地问：“为什么他一说什么人不好，就说人家‘农民’？农民怎么了？”是啊，农民怎么了？农民还给你出书呢。
其实，大多数北京人在这两年，没从前那么牛了。上海、广州，甚至大连的崛起，都让有点懒散、好动嘴皮子的北京人有了危机感。但皇城根儿底下的人，改不了的好安逸，不着急不着慌，说眼高手低有点不好听，但确实节奏稍慢。大公司大写字楼里，大多数是外地留京人员，他们在北京混，确实不大容易。不像土著的北京人，就像崔健的《混子》里唱的：“我也不愁吃／我也不愁喝／没有地方住／可以和我父母一块儿住……”他们要自己负担房租水电，达到体面的生活水准，全凭一双肉掌打自己的江山，千山万水过来了，退路是没有的。
广州人爱在茶楼里混，北京人爱在酒吧混。北京的后海，这一年来风声水起，有直逼三里屯之势。下午光线好的时候，沿着河边一溜达，很多年轻人坐在茶馆或者酒吧门口晒太阳，聊闲天，打扑克，就像社会进步跟他们无关似的。再往水里一看，打下午就让艄公摇桨，小妹弹琴，在后海上悠哉游哉地耍上了。不仅玩这个，还玩皮划艇，有中国的，外国的，一人一支小艇，奋力挥臂划水向前，不看两岸风景，以为到了剑桥。人人晒出古铜色皮肤，又不上镜，不知道干嘛用。
当然全国的明星们，有70％都呆在北京，还有30％在外地演出走穴拍戏挣钱。北京人跟他们抬头不见低头见，早就不以为怪，根本就没人搭理他们。不信你到三里屯，大腕儿坐了一街一街的，买衣服跟人侃价，人说不卖给他就不卖给他。你们从电视上看见的那追星族不算，他们还没“成人”。
有些北京人不工作，你知道他们靠什么生活——出租房屋。父辈们留下的祖宅，尤其是四合院，那些保存得好的人家算是捞着了，据说一套完整的四合院，能卖给“老外”400万美金，真是赚翻了。
北京姑娘们早从胡同里11平方米住着8口人的黑暗小屋里走出来了，嫁给香港人，嫁给美国人，不工作，只美容。其实很多北京之外的人，不管是外国的，还是外地的，都挺喜欢北京姑娘的厉害劲儿，俗劲儿，不伤大雅，有意思。北京姑娘聪明，又见过大世面，上得了“胎盘”（台面），一方面大方，一方面精明，吃亏的事儿一点不干，惹急了京骂脱口而出，真没那么好听。
以前都说北京的出租司机爱谈论政治，那是以前。现在的出租司机，大多数是远郊区县的，你要去个什么地方，他比你还糊涂。出租司机不再能代表北京了。
北京人爱文化。各大书店全部人满为患，某年冬天，西单图书大厦里因为故障没有暖气，一楼的人冻得“逮逮”的，仍然跺着脚在那儿看书，轰都轰不走。广州干传媒的人多，可广州没有北京大呀，有名没名的文化人在北京随便就抓出一把。一次在王朔开的酒吧里，导演张元刚想到楼上看看有没有熟人，服务员劝他：“您还是别上去了，上面有二十个作家。”这也是一种风气，除了演艺界的，文化人也全涌到北京来了。
北京大。有时候我会觉得，它太大了，大到你还没来得及踮起脚尖，就被它淹没了。淹没，在北京，是一种大趋势。不仅是淹没你自己，也淹没你想要伸手召唤的东西，包括感情、事业。等等。
因为大，所以会有很多遭遇，很多始料未及的遭遇。也正因为如此，还会有很多擦肩而过，慢慢的，变成习以为常，也许会渐渐地冷漠下去。
我觉得，能在北京生存下去，绝对是幸运。
（摘自《海上文坛》2002年8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