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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在南岳 |
南京中央医院地处中山东路逸仙桥下和中山门之间，黄埔路口中央军校的前边，左邻是“励志社”，医院所配置的是从美国买来的全套野战医院设备。南京中央医院开办那一年，我在美国纽黑文物理医学研究院当研究生。是北平协和医学院院长顾临到美国开会时了解到我的情况，回国后又介绍给国民党卫生署长兼南京中央医院院长刘瑞恒。后来我转入纽约中心医学院实习，就接到了南京卫生署的通知，让我到中央医院去工作。
我1930年8月回国，9月下旬到中央医院报到。院长刘瑞恒见面就说：“你来得正好，此间工作非常紧张，希望你多多出力。目前医院没有物理治疗经费预算，你得自己想想办法。”于是，我的工作就在分文没有的情况下开始了。每天该进行的治疗到病房去作，治疗书写完我便自己动手劈锯医院不用的自来水管，用以试制大小号烤电器。
不久，行政院长谭延?因腰腿疼痛来我这里烤电治疗，仅一个疗程病情即有好转。高兴之余，谭见我用的设备如此简陋，便说：“上海疗养院和一些较大医院都有新式水电治疗设备，南京若能建起来就太方便了。今年财政部经费无法变通，但我个人可以捐助一笔。”当时即开了一张3000元支票，交会计科指定为理疗科专用基金。加上每天的理疗收费，到年底，我便购买了几件必需的紫外线灯、红外线灯、大小号超高频电疗器、平流感应治疗机、超短波治疗机，医院又拨给了3间房子，小小的理疗科就建起来了。因当时物理治疗是个冷门，并不受人重视，我只是小心翼翼地工作，并未料到后来竟会给蒋介石、汪精卫等大人物治病。
1935年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期间，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大事。行政院长汪精卫在会上被人行刺，虽未击中要害，但两颗子弹一射中左踝部，另一子弹射入右额皮下太阳穴前上边的部位。送到中央医院急救包扎后，汪本人心情十分沉重，夫人陈璧君更气得非同小可。医院外科将二楼病房南头4间房间专给汪住，每天探望的要人们络绎不绝，医院内外则是军警林立，戒备森严，如临大敌。
数日后，汪伤情好转。当他知道已无性命危险后，即开始为前额愈合后结成的大疤令仪容受损，而终日焦虑。因汪和家属时常追问外科大夫，外科便将这个问题转给了理疗科。我当时想这是个整复外科手术，首要的应当进行缓解新生结疤纤维，其次尽量化解堆积的皮色素，再则应当按压新生隆凸硬结，于是开始对其施以平流电解结合紫外线、红外线照射与轻微度电振治疗等。众人皆知汪精卫是个美男子，他自己对于修容也特别注意，那几天汪总是抱着镜子，顾影自怜。汪精卫在医院休养，蒋介石经常来探望，两人说话间常夸奖我们工作好。经过一个阶段治疗后，汪脸上的疤痕果然并不明显，其出院后我又到他家里出过几次诊。
1936年又发生一件大事，那便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跳墙跌伤了胸椎，事变结束后赴杭州西湖别墅休养。当时上海、南京两地的著名华洋医师云集杭州诊治，想尽了一切办法，吃药打针上石膏打支架，应有尽有。只是他背部疼痛，不时隐约出现。无奈中蒋介石与刘瑞恒署长商议：“能不能也叫南京中央医院的理疗科给我想个办法？”因系蒋本人提出，刘署长自然同意。当“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听到蒋的意图，马上便乘飞机到南京找我谈话，并决定次日就走，让我赶快预备。我和科里同事商议决定，护士王委良伴我同去。我们带上轻便携提式中波电疗机和一些应用物品，原计划搭意大利墨索里尼赠给蒋的飞机前往，后因天阴雾大，改乘小汽车由京杭国道，早发晚至。到达后我们被安置在西湖滨上的大华旅馆。当晚已先期抵杭的南京鼓楼医院郑祖穆大夫来看望，他说：“到蒋委员长那里去工作，可不是简单的，一切应用物品事前必须准备妥当。”于是我们先检查、测验一番机器性能，再试验一下杭州市用电流是否适用，机器零件路上运输有无损伤等等，然后又把我们要进行的治疗在郑大夫的臂上试验一次，才算仔细准备完毕。
次日上午9时，黄仁霖来接。黄对我们说：“乘车时不要掀窗帘，不可外视，这是纪律。”我们虽然很希望看看湖滨景致，但不敢轻举妄动。车开到公馆门前停下，黄仁霖领我们走进客厅，见蒋正在会客。
又等了十几分钟，蒋介石召见我们，由黄仁霖引见，我们鞠躬问安。蒋很客气地说：“路上辛苦啦。”我回答：“还好还好。您忙，我们工作吧，别耽误您的时间。”便顺手拿治疗仪器。蒋一见我们垫仪器的旧破毛巾，马上瞪眼说：“毛巾怎么这样破啊？”我说：“这破毛巾是作机器垫的，不用作治疗。”蒋转而命令黄仁霖：“赶快给他们买几条新毛巾！”我这钉子一碰，就更加胆怯了，生怕再出别的毛病，遂向蒋解释治疗进行中的感觉和电流增强、异常情况等等。开始治疗，王委良协助放置电极电垫照料病人，我俩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经20分钟治疗后，蒋觉得背部的疼痛减轻，脊骨也稍缓松些，脸上才略有笑容，并说：“若是我的背脊再痛，还要叫你们来治。”我忙回答：“听命，听命。”使人没想到的是，我们一回到旅馆就与世外隔绝了。
此后，我们每天早9点前就去工作。我们进去后鞠躬礼毕一言不发，开始治疗，事后再鞠躬退出，谁也不敢吭气儿，如聋如哑。大致疗效还好，我们例行做一次，渐渐也习惯了。一个疗程以后，蒋已经能够从平卧的位置上起来，在椅子上坐着会客。一天上午，他高兴地对我说：“黄医官，虽然你没有同我讲过话，但我晓得你这个人还是蛮不错的。今天我请你吃饭，到‘楼外楼’去吃糖醋鱼怎么样？”我忙鞠躬致谢。回到旅馆，王委良和我说：“今天请咱们吃饭？这倒是个新鲜事儿。”我笑而不语。中午之前，黄仁霖来通知我们到“楼外楼”去，并称蒋本人也乘车前去。开始我默想，主人请客一定是主客一齐吃饭，哪里知道汽车开到“楼外楼”饭馆时，蒋的侍卫官早已另定专室单给蒋一人独自享用，我们医官则与其他人一起进餐。以这种方式请客人吃饭，我平生只遇过这一次。
蒋介石在杭州疗养期间，本来宋美龄是陪伴的。没几天，蒋夫人因皮肤过敏，脸、手臂红肿痒痛，不得不离开杭州回上海。蒋介石则每日按日治疗、会客、看公事，高兴时起来走走，已毫无病痛的样子。
忽然一日，黄仁霖通知我们准备离开杭州，但往那儿去没说。我们赶忙收拾医疗器械及一些随带的工具零件，整装待发。他送我们到火车站时，才知道是去上海。到达上海当天把我们送到静安寺路国际饭店住下，次日下午又送我们到蒋公馆去。所乘的车子的窗帘仍是黑色的，内外看不见，直到车停下来，我们进的那座楼内的窗帘也还是黑色的，看不清道路。有人手拿手电筒引路，我们俩人跟着上楼。上楼一看，只见宋美龄正等待着我们，蒋介石坐在大沙发椅上说笑，旁边有上海骨科医院的牛惠霖医生陪伴。因宋美龄与我谈话是讲英语，所以牛医生向我问长问短也讲英语。因为有蒋介石在坐，我很不自然。蒋介石听大家都谈的是英文，他也插进一两句浙江土音的国语，却恰恰是大家用英语会话的内容。我转身说：“委员长会听英语？”蒋介石笑着说：“弗为弗为。”这是江南土音，等于国语的“不会不会”。作最后一次治疗之后，我们告辞出来，当晚乘京沪夜车返回南京中央医院，终于松了一口气。
（摘自《纵横》2002年8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