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
这十几年来，人们议论得最热烈争论得最激烈的话题中，有一个是关于如何保护保存古都北京风貌的。北京的城墙拆没了，从小在城南长大的林海音，听到后哭了。报上说北京的胡同只剩下四百多条了，哪里还谈得上“多如牛毛”呢？那天路过太平桥大街，辟才胡同变成了宽广的大街，那家从小就进进出出打酱油买南豆腐的副食店早已改换门庭，跨车胡同的齐白石故居被孤零零地“保护”起来，脱离了四周的左邻右舍，已想象不出往昔的模样，也许今后有幸被列入保存的名人故居，都会是这种“孤岛”模式了。住了三十多年的按院胡同，居然让我走“过”了，别怨我，哪里还有“深深深几许”的胡同，只残留着一个胡同口，有一个个体修车摊支在口边，我给自行车打足气，交了两毛钱，算是对这条对我来说有一万多天历史，对北京来说有几百年历史的胡同，最后的印象。几天之后我写了一篇《按院胡同挽歌》，并附上一张邵宇五十年代画的北京胡同速写，寄给报纸，刊出之后，我跟编辑多要了几份样报，留作纪念，对老胡同的纪念。
我以我的方式追索逝去的古都风貌，更多的“怀旧者”是拿起照相机，满世界拍，感谢照相术的发明者，它能使实际上消失的景物，如实地保留在纸面上，对着照片，发思古之幽情，哀逝者不可追。这就难怪这几年“老照片”那么火，“老照片”的书如此之多了。
书多，难免有粗制滥造者，手边这本《京华名人踪迹录》，就是左挑右选而买下的。舒乙先生评介此书：“这本摄影集文字材料比较多，有一定的考证，有一定的文献准备，参考价值比较大，知识性和趣味性比较强，和一般摄影集有较大的不同，进入了另一个更高层面。”本书作者高星，女儿叫“高山流水”，这本书中每一幅照片都有他女儿，所以本书还有一个副题“与女儿一道寻访”。高星说女儿：“多年来，随父亲走街串巷，不知有多少传统文化的气息置入骨髓，倒是由此得出所有的平房全称为‘老房子’，所有的文化名人全称为‘旧社会的人’印象”。可以想见，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到处寻访名人故居，好不容易寻到了，又要找好角度拍，身边车后架上还要驮着个小“累赘”，何其不易也。拍名人故居的多见，带着女儿拍名人故居的，仅此高星先生一位，这是我买此书的原因，还因为我也有女儿，我知道个中艰辛，甚而“不人道”——强迫小孩子去她并不愿意去并不好玩的地方。有许多照片中，“高山流水”不是举着雪糕就是吃着零食。她太小她需要哄着，“小儿不知愁滋味”，她老是笑着，她不明白爸爸为什么急火火地到处照相，她以为每到一处就是一个好玩的公园，也许还要过上十来年，她才能真正明白这些照片的不寻常意义。
高星先生很明智，书名称名人踪迹录，而非名人故居录，因为实际上，许多故居是“名存实亡”徒有其名了，如：《徐特立与西堂子胡同50号》，现西堂子胡同已拆除，盖起了中友大厦。《胡适与东厂胡同》，胡适的故居早已拆毁，现在是科学院情报中心。《张伯驹与后海南沿26号》——“我没有找到具体的26号，女儿在什刹海湖边的一所老宅门前留影，权当纪念。”《吴宓与按院胡同》，我查了《吴宓日记》，1926年夏至1927年底，吴宓在按院胡同65号住了一年半，日记中常有“归按院胡同寓所宿”之语，勾人遐想。按院胡同还住过董必武、薄一波、姚文元、高法前院长江华，新中国第一任中国银行行长南汉辰。最新版的北京交通图已经把按院胡同抹去了，是不是有人与高星与我一样，为一条古老的胡同低吟着一首挽歌呢？
朱光潜教授三十年代在北平住过一段日子，住在后门大街慈慧殿三号，并写下了《北平杂写之一——慈慧殿三号》、《北平杂写之二——后门大街》（原载《论语》杂志1936年第94期与第101期），甚详甚详，想必无人如此描述过。老北京的每一条胡同，每一座院落，都应该有“胡同史”，“院史”。慈慧殿解放后更名为慈慧胡同，“文革”中曾改叫“宝书胡同”，后门大街就是地安门大街。朱光潜说在后门：“我花过四块钱买了一部明初拓本《史晨碑》，六块钱买了二十几锭乾隆御墨，两块钱买了两把七星双刀，有时候花几毛钱买一个瓷瓶，一张旧纸，或是一个香炉”。朱光潜还在慈慧殿这里办了一本《文学杂志》，如今，这些骨董玩艺儿连同《文学杂志》，都一起隐没了，连高星在《朱光潜与慈慧胡同》中也只字未提这些鲜活有趣的往事。
舒乙先生在给本书的序中说：“这些故居一般都有三重价值：一是建筑价值；二是人文价值；三是文物价值。”还说“……有了开头就好，会完善的，拯救的队伍也会越来越壮大，虽然，名人故居被破坏的速度发展得更快。”
仅仅靠“图片与文字”是挽救不了古都风貌的，建筑物一旦被推土机铲平，它的“三重价值”就失去了依托，仅留下“口口相传”的故事罢了。
果戈里说过：“当歌曲和传说已经缄默的时候，建筑还在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