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加留心，就会发现人文学者介入出版的最多（“二陈”陈平原、陈思和为最）。据不完全统计，北大中文系博导陈平原教授编选过的书有《北大旧事》、“学者追忆”丛书、“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慢说文化”丛书等14种，主编的杂志及丛书有“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存”、“二十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等5种，专著及论文集、书评及文化随笔则更多。与陈平原教授籍贯同为广东的复旦大学中文系系主任陈思和教授，主动策划并且具体负责的丛书有两种系列，一种是“火凤凰“系列，有“火凤凰新批评文丛”（12本），“火凤凰文库”（24本），“火凤凰青少年文库”（90本），“火凤凰学术遗产”（4本）；还有一个“逼近世纪末系列”，有“逼近世纪末批评文丛”（7本），“逼近世纪末人文书系”（10本），“逼近世纪末小说选”（5本）。此外还有“世纪回眸人物系列”（16本），为台湾出版社策划的“中国文化名人传记系列”、青少年图书馆等。陈思和教授目前为春风文艺出版社主编大型丛书“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每年一楫十本）。
其他学者如北大中文系王岳川教授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一套就多达60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孟繁华博士分别和谢冕教授、洪子诚教授、顾明远教授合作主编了《中国百年文学经典文库》、《当代文学关键词》、《国际教育新理念》，独立主编“先锋写作文丛”、“90年代文丛”等。《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李辉主编的“沧桑文丛”、“大象人物聚焦书系”、“历史备忘书系”等在读书人中也是有口皆碑。学者们大量介入出版，自有原因。
作为介入出版最多的学者之一，陈平原先生对出版的好处如数家珍。
一是集中在学术和文化领域发言，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做事，体现新的学术思路和在学术上集中发言。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台湾学术”丛书（2001年11月版）是这方面的代表，该丛书的出版改变了大陆学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忽视台湾学界的局面，使台湾学术在文学和歌曲之后走入大陆民众视野。这套丛书的首辑有六种：王氵凡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柯庆明《中国文学的美感》、龚鹏程《游的精神文化史论》、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有论者认为，“这套丛书之中，王氵凡森的《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和李孝悌的《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最见功力，王著中《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念的影响》一文，作者以傅斯年和胡适的档案资料为基础，大量引证书信、日记、草稿等普通学人无缘触及的第一手文献，令人信服地讨论了傅斯年对胡适的古史观、文学观、哲学观的影响。这使人们对胡适的新文学、新史学、新哲学的形成和来源多了一个大打量角度，如同照亮了我们的常识和想象的盲点和误区。”
二是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帮助年轻人出书。在陈平原教授的提议下，新世纪出版社曾推出了一套“曾经北大”书系，吴晓东、郑勇、杨早、余世存、橡子、迟宇宙这些北大中文系毕业的才子们集体亮相，“北大新文人”的概念也应运而起。如果说他们当中不少人凭借供职的媒体早已获得了一定知名度，那对于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有名教授的牵线搭桥，出书的难度系数会大大降低。
三是把专业研究大众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这样的书，就是非中文专业的读者读来，也会爱不释手。有趣的是，陈平原教授在四年前北大“百年校庆”前后主编过《老北大的故事》等书，意在秉承北大历史上有过的自省传统，却被读者误以为是校史专家。
实践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则是陈思和先生最得意的“火凤凰”系列的出版目的。思和先生主编的丛书的凡响一般都比较好，尤其是“火凤凰”系列，被许多研究者列为90年代出版界的品牌之一，与“布老虎”等齐名。当得知记者在采访“学者介入出版”后，复旦大学出版社人文编辑室主任陈麦青老师不假思索：“和我们合作得最好的是陈思和教授，他的火凤凰就很有名，他不象一些学者不太善于和出版社打交道。”“火凤凰”品牌创建于1994年，当时正值市场经济迅猛发展之初，出版界传统模式受到严重挑战，学术著作出版倍感困难。当时正在参加“寻思人文精神”讨论的陈思和，为了让人文精神“走向实践，从实践中获得教训，寻找生机”，向出版界表达了合作意向，未果的情况下却有一个做房地产生意的朋友出资10万元相助。在每本书补贴一万元的情况下，陈思和策划了第一套“火凤凰新批评文丛”，一炮打响，随后乘势推出了其他三种系列。如果说陈思和先生当初获得10万元资助有很大偶然性，那这次成功多少成为让人信心倍增的案例，偶然之下的必然多少能让在商言商的出版社放开眼光长思量。精选了25种作品的“火凤凰文库”是在消闲读物软性读物风行一时的时候策划的，推出的是充满知识分子历史沧桑的纪实体读物，其中巴金的《再思录》、贾植芳的《狱里狱外》、沈从文的《从文家书》、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等都成为名重一时的人文大书。“火凤凰学术遗产”丛书则是为了让那些学术成果冷僻不显的老学者在身后告别“盖棺有论，出版无期”的窘迫。上述几套书都销得很好，有的印了好几次。
祝勇是青年作家中偏重学理的，在《书屋》上的系列厚重文章和主编过的《声音的重量》等书都说明了这点。在这位辞职前为时事出版社副编审的学者型作家看来，学者介入出版的优势之一是有明确的出版理念，在学术前沿能看到最新最好的东西，出版成果形成的高级文明可以校正一时的浮躁风气，还可以填补出版空白。痛心于“出版相对于写作的严重滞后”，祝勇和不少出版社合作，力争使“出版和写作尽可能同步”。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兵和湖南科技出版社有一定程度的合作，该社出版了大量霍金著作的中译本，广告词“阅读霍金，懂与不懂都是收获”，便凝聚了刘兵教授的智慧。
在常人看来，“蜗”居象牙塔的教授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可能“不习水性”，策划的图书会面临叫好不叫座的尴尬。祝勇承认与市场的磨合可能在别的学者身上存在，但做过编辑的他对找到图书品质和市场占有率的平衡点很有信心。祝勇1995年为中央编译出版社策划的“新锐文丛”就卖得不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重读大师》也是一印再印。
陈平原先生也认为，介入出版前他会把相关的事情跟出版社说清楚，与市场的磨合不是他要考虑的问题。学术书真正做好了，是不会赔钱的，就怕做成了下三烂的。学术书做好了不赔钱，不等于不费心思。在策划选题时，陈平原先生首先还是要考虑必要性和读者定位的，请什么人写也在考虑之列。
陈思和先生也感同身受：好的图书决不会卖不出去，只要你不把它视同股票而想从中赚得暴利。一般常销书比常销书可能拥有更多也更持久的读者。中国地方之大，人口之多，需要之杂，任何一类图书只要明确读者对象，有的放矢地做好发行，没有卖不动的。他就是把“火凤凰”书系定位于常销书而非常销书，所以不寄希望于一版暴富。
张冠生，曾任费孝通先生的学术秘书，从有心介入出版到真正意义上的开始介入用了17年。张冠生先生以特约拦目主持人的身份参与了《东方》杂志的编辑工作。在回复记者的电子邮件中，这位谦虚的青年学者只谈了一点——出版乃天下公器。在出版社和作者之间的诸种关系中，需要首先确立一条最基本的最主要的关系，即：不是作者为出版社服务，而是出版社为作者和读者服务；不是作者为出版社写书，读者为出版社掏钱，而是出版社用良知底线之上的好读物赢得衣食父母的养育。
陈思和先生的书在上海的出版社出的比较多，和当地出版社较好的服务是分不开的：比较规范，编辑工作还用心，错误较少，拖欠稿费的情况也不多。陈教授的博士孙晶还是复旦大学出版社的总编助理。陈教授也指出了当地出版社的不足之处：出版社的管理部门缺乏风险意识，做事有点斤斤计较。
在记者的上述文字中，关注的主要是人文学者。在出版市场上，人文学者确实比理工类学者活跃，这和学科属性、学者个人性情都不无关系。采访清华等首都高校大学生，他们最熟悉的理工类教授介入出版的例子，就是谭浩强。据称，谭浩强教授主编的计算机类图书已达1400万册，清华大学出版社已为他申请“吉尼斯世界记录”。
此外，“考研经济”的兴起，也使相关专家赚得盆满钵满。英语培训为出版提供了无限商机，单以英语四六级辅导为例，王昌喜、王迈迈等名字都是大学生人尽皆知的。这一类教授介入出版，则是计算机、英语日益成为现代人才必备工具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