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竹内好在《鲁迅》一书中，对鲁迅“不退却，也不追随”的性格，有如下描述：“他让自己与新时代论辩，由于‘挣扎’而清洗自己，再把清洗后的自己从中脱出身来。”这种夹带着血与泪的“挣扎”，不同于世人之动辄“幡然悔悟”，因其有切肤之痛，步子可能迈得更坚实些。如果不避拉大旗做虎皮之讥，我愿意将此思路移用于今日之学术史研究。表面上属于退一步进两步的策略性选择，而我更看好的，却是其中的自我反省意识。外行只见其指点江山，似乎痛快淋漓；身处其中者，则不无鲁迅“抉心自食”的意味。所谓自省，既针对整个学界，更针对学者本人，这也是我再三说的，对有志于治学术史的人来说，“过程”可能远比“结果”重要。
以“文存”而不是“通史”的方式立说，有便利读者的考虑，但更重要的，还是挑战目前中国学界普遍存在的“好大喜功”、“华而不实”。话越说越多，书越写越厚，可见识却越来越少。与其写一部屡经稀释的百八十万字的“通史”，不如老老实实，讲完自家的点滴体会，引领读者进入某一已相当充盈的“学术角”。这里奉献的每册图书，均包含学术史性质的“导论”、群星闪烁的“文选”，以及相关论著的“索引”三部分。“导论”见史识，“索引”显功夫，“文选”部分则在对先贤表达敬意的同时，为后来者提供阅读及研究的方便。
“导论”的责任，主要不是表彰优秀论文，而是准确勾勒本专题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兴衰起伏，因而，更像是一部采取特定视角的具体而微的学术史。如此定位，要求研究者不仅有历史感，更应具前瞻性。说到底，论者透视历史的深度，与其展望未来的能力成正比。学术史研究中必不可少的“问题意识”，决定了本丛书的工作目标：既须“史”的深厚，又兼有“论”的新锐。
至于选题的原则，暂时局限在“人文学”，尤其是其中的“中国研究”。所选专题，要求以往的研究成绩显著，思路清晰，而且至今仍能吸引学界的目光。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选题最好是不大不小，不新不旧——太小学术容量有限，太大则无从把握；太旧不能吸引今人目光，太新则没有历史积累。
以“选本”带“综述”的形式，总结本世纪中国学术进程的某一侧面，乃本丛书的基本框架。这么一来，“导论”、“文选”、“索引”三者，呈鼎立之势，互相呼应，缺一不可。相对来说，前后二者定位明确，不会有太大的争议；反而是中间部分难以处理。在同一专题成千上万的论著中，选择最具代表性的寥寥数十则，实非易事；更何况，这些选文除本身的学术价值外，还必须能大略显示学问推进的轨迹。百年文章，本就迭有变迁，再加上选录范围涵盖内地、台湾和港澳的原创之作，如此体式纷纭，若强求一律，必定伤筋动骨。故所收各文，只做文字校勘，不管注释体例等。
本丛书之兼及“史家眼光”与“选本文化”，要求编纂者将巨大的信息量、准确的历史描述，以及特立独行的学术判断，三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样的工作，虽不属如今大受推崇的“个人专著”，但借此勾勒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的若干面影，并给后来者的入门提供绝大方便，在我看来，“功莫大焉”。
本文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存”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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