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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和中国文化

2002-09-18 来源:中华读书报 易新鼎 我有话说
近来,国家科考队对昆仑山玉的产地作了考察,中央电视台对此也作了“玉河探源”的专题报道,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玉和中国文化结了不解之缘,从古代的“礼器”、“玉玺”(国之大宝)、用具到各种装饰品及防腐蚀的随葬品等等,无不和玉有关;在思想观念上则有所谓“玉人”、“玉立”、“玉树”、“玉成”、“玉影”、“玉音”、“玉骨”、“玉碎”等等说法。这些情况表明,中国人历来在“玉”上寄托了许多复杂的思想和感情成分。

中国人虽然自古就爱玉,但中原地区却少有玉的出产。这种“爱玉”的思想情结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上世纪20年代,就有西方学者据此提出了极大胆的推断,说是中国人爱玉而中原地区不产玉,这说明“中华民族”是从“西方”来的,而不是“中国本土”固有的。它的中心意思,就是“中国人”并非中国本土的原有住民。言外之意,当年的殖民主义入侵中国,也并非不合理。梁启超针对这种“谬论”提出了许多反驳,列举了许多证据,说明中华民族是中国本土的不容怀疑的真正住民。近几十年来大量的出土文物,尤其生动地证实了这个问题。其实,那个“中华民族西来”说的根据是很薄弱的,因为中国人历来不但“爱玉”,还爱太阳、爱月亮、爱星星、爱大海,这是否可以成为中国人是从太阳、月亮、星星、大海来的“证据”呢?当然说不通。这说明那样的推断,是站不住脚的。

据记载,自古以来,中国人喜爱的玉,多数是从中国的西部地区找来的。宋人张世南在《游宦纪闻》中有一则较为完整的记述,他说,“玉出蓝田、冈。本草亦云,好玉出蓝田,及南阳徐善亭部界,日南、卢容水中。外国于阗、疏勒诸处皆善。今蓝田、南阳、日南,不闻有玉。国朝礼器及乘舆服御,多是于阗玉。晋天福中,平居诲从使于阗为判官,作记,记其采玉处云:玉河在国城外,源出山,西流千三百里,至国界牛头山,分为三:曰白玉河,在城东三十里,曰绿玉河,在城西二十里,曰乌玉河,在绿玉河西七里。源虽一,玉随地变,故色不同。每岁五六月,水暴涨,玉随流至,多寡由水细大,水退乃可取,方言曰捞玉。国主未采,禁人至河滨。太观中(引者按,指宋徽宗年号,1107—1110年)添创八宝,从于阗国求大玉。一日,忽有国使奉表至,故事,下学士院,召译表语而后答诏。其表云: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西方五百国。五百国条贯主,师子黑汗王,表上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四天下。四天下条贯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时要者玉,自家甚是出心力,只为难得似你尺寸底。自家已令人两河寻访,才得似你尺寸底,便奉上也。当时传以为笑。后果得之,厚大逾二尺,色如截肪,昔未始有也。大抵今世所宝,多出西北部落,西夏、五台山、于阗国;玉分五色,白如截肪,黄如蒸栗,黑如点漆,红如鸡冠,或如月燕脂,维青碧一色,高下最多。端带白色者,浆水又分九色,上之上、之中、之下,中之上、之中、之下,下之上、之中、之下。宣和殿有玉等子,以诸色玉,次第排定。凡玉至,则以等子比之,高下自见。今内帑有金等子,亦此法。”平居诲所记“采玉”的河流,和“玉河探源”所报道的情况是很相近的;张世南所说的玉因河流或“浆水”不同而有不同颜色,也和报道中所反映的情况是相符合的。这说明前人对此是有相当了解的。西域的玉之所以会传到中原地区,是历来的中原集权政府向西域属国“求玉”造成的。清人沈初在《西清笔记》中对此有更清楚的说明:“和阗玉自平定西域以来,辇至不可胜计,其最大者,上命制玉瓮,镂以云龙,较金时玉瓮大又倍之。既成,新正联句,即以为题,并镌诗于瓮。”这就是说,不是“中华民族西来”,而是因中国人的爱好而形成“玉自西来”。

据“玉河探源”报道的情况看,玉河源头地区是高寒荒凉的,那里几乎没有野生动物,自然也没有住民;科考队员们是先下了汽车,改骑毛驴走了好大一段路,再改步行才到达玉河源头的。那里每年“采玉”的时期也只在昆仑山雪水融化时短短的两个月里,河里没水也就没有玉可采。采玉的人们常常是“百人去,十人回”,是有许多危险的,正如李贺在《老夫采玉歌》中所写的,“蓝溪之水厌生人,身死千年恨溪水”。但玉河自然环境的险恶,是远远超过了李贺笔下陕西蓝田的蓝溪的。由此看来,中国人爱玉可能是因蓝田等地的玉引发出来的,最后才找到了昆仑山下的玉河源头。为了这种爱好和追求,我们的前人在长时期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而使对玉的鉴赏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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