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联想到曾看到过的两则新闻，一则是说西南某山乡孩子开学时，可有的家长没有钱缴孩子书费，老师只得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垫钱；另一则是说，香港学校的教科书要有相当幅度上涨，市民上街抗议，认为通货膨胀率低于课本涨价的幅度，如此涨价不合理。
教科书以及广义上书籍价格的飞涨，已经给中国的乡村教育产生了巨大负面影响。因为农民收入低，难以支付书本费而影响一部分农村孩子不能正常上学，于是在不足的教育预算外，还要有“希望工程”来资助农村孩子。但是甘霖太少，并不能普降到所有穷苦孩子头上。
因为不忍心看到孩子失学，乡村教师自己出钱垫付，自己也被拖累得一贫如洗，于是北京的有识之士设立了“烛光工程”，小规模地资助补贴乡村民办教师。以中国之大，烛光工程就是像希望工程一样各地都有分支机构，也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更何况它只不过是一些个人的行为。
而教科书不是用过后就消失的东西，只要爱惜，多用两三次一般不会有问题，回收用过的教科书，免费提供给后来的学生。既然澳大利亚这样的富裕，且林木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都能做到，中国更应该做到。
另外，从澳大利亚对教科书立法来看，课本“公用”和“世袭”，其实还有更为丰富的含义储藏。比方说，它能藉此从小培养孩子对法规的尊重与自觉；它本身就是诚信而美好的校园文明；它能成就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品质；它能使人珍惜自然，也珍惜自己与别人的劳动，进而珍惜生活，提高人的素质，民族的素质，它还能在身心活跃和好玩好动的天性里，同时训导人生的理性，即天性是不该也不能“越位”去做诸如损坏课本之类的错事的……
同时，课本的“公用”也证明，切实可行的有力措施比无数宣传更重要也更有效，而市场经济也是可以与生态保护、勤俭自律并行不悖的，它在用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效果和榜样，让孩子觉得自己也是美好的一环、美好的一分子，并因此满怀欣慰与动力，而从小教育的重要性、可行性、一本万利以及根源蒂固性，是怎么估价都不过分的。
因此，我们不妨大胆的借鉴这种课本“公用”的好办法，我们能不能也采取这样一举多得的“传承”之法，或至少用它来帮助穷困乡村的学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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