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了近二十年的格子，投稿多少，无法记清。记得十多年前，我高考落榜，在乡村一边务农一边写作，那苦那累就不用诉说，然而更伤心的是投稿石沉大海。花几个月创作的小说、电影文学剧本寄出去总难得有回音，他们连原稿也不退。记得我写了一篇《打电话》的小说，寄到一家文学刊物，一年杳无音讯。之后我在家收听收音机时，我却听到了《打电话》的广播剧，可那广播剧不是根据洪巧俊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而是一个陌生人的名字。我感到了失望，因为我创作得再多，都有可能是别人的，或者为别人提供创作的素材。就在我决定封笔不写时，我却意外地收到了两封信，一封是《江西日报》吴梓祥老师的来信，他把我写的杂文《钱财都是身外物》退了回来，在原稿的空格里写上了修改的意见。按照他的意见修改后寄回给他，很快见报。此文还被评为1988年全省优秀作品三等奖。另一封信是著名作家张笑天的回信，他把我的电影文学剧本《梦幻曲》退了回来，夸赞我的文笔、构思都好，且故事感人，但他同时指出《梦幻曲》无论是时间、地域的跨度都太大，不易拍摄。两位老师的来信，对于我这个当时处在社会最低层的无名作者来说，犹如一针兴奋剂。从此我的创作欲更旺，作品陆续见诸于报刊。第二年，我就被县委破格录取到县委宣传部工作。每当想起这两位老师的来信，总使我感动。
现如今更是一个不退稿、发了稿不寄报样的年代了。三个月不见发表，赶快另投。有的时候会让人惊奇，此稿怎么选载在杂志上，一看作者是洪巧俊，发表在某报某月某日，可这么久，此报一没寄报样，二没寄稿费，这样的事多了也就无所谓。
正因为这样的事多了，每当《中华读书报》寄来报样，在信封上看到“见8版”字样，心里就会有一种感动；正因为这样的事多了，深圳《女报》的王红芳、吉林《做人处世》的邱瑞丰等编辑就让我铭刻在心，是他们那种人文关怀让我感动。稿件投去不对路，他们不仅退稿，而且打来电话进行探讨，并寄来刊物供我欣赏，使我知道什么样的稿适合他们。虽然好久没有投稿给他们，但我想一旦有适合他们的好稿，我首先想到的是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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