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1879—1942），安徽安庆人，秀才。幼年丧父的陈独秀在“白胡子爹爹”（爷爷）与“干爹”（过继的叔父）的严厉管教下度过了“四书五经”的童年。饱学诗书的陈独秀自幼也产生了对“传统”文化包袱的痛恨。刘师培（1884—1919），江苏仪征人，举人。他8岁开始接受母亲的言教，从《周易》八卦开始通读史书，19岁中了举人。
追溯陈独秀与刘师培最初的相识，那种萍水相逢的传奇极富戏剧性。在年龄上，陈比刘年长5岁，可在1903年邂逅前，两人都是有过“前愆”的逆子——在官府看来是如此。1903年3月31日，与邹容等人联袂剪掉清朝学监姚煜之辫的陈独秀被日本政府遣送回国。回国后，他那颗不安的灵魂继续惹事生非。安庆藏书楼的那场爱国演说情绪激昂，令人心为之攒动。江督端方在得知安庆知府桂某呈报后，即电饬皖省统领韩大武，将“陈仲甫等一体缉获”。
面对屠刀，陈独秀只好潜逃沪上。
无独有偶，刘师培在1902年中举后非常发奋，不料翌年北京会试未中，懊丧不已。然而事情偏偏出在他那张不平则鸣的嘴上。牢骚满腹的举人本来以为“今科必中”。不料却是踌躇满志而来，垂头丧气而归。在经扬州回仪征途中，不断对会试发议论，且每有微词。酒后狂态毕露，再发议论，直把科举有伪弊说得个底朝天以解心头之愤。祸从口出，举人的高论惊动了官府老爷，欲拿之问罪，刘师培不得不“由扬州以政嫌遁沪”。
1904年秋，蔡元培与杨笃生共主军国民教育暗杀团，并运筹一个新型革命组织，这即是“光复会”的前奏曲。刘师培亦参加谋略。为显示自己对反清民族革命的拥护，他易名“光汉”。为了造成气候，暗杀团以联络有胆有识的志士为宗旨搜罗人才，主要从内线挖掘，恐有泄露。是时，蔡元培等人在爱国女校化学教师钟宪鬯、俞子夷的指导下开始制造炸药的实验，目的是为刺杀清政府要员作准备，后来吴樾刺杀五大臣就是该组织的一项重大计划。知己其少，同怀匮乏，该团深感同仁难得，于是刘师培与章士钊同向蔡元培举荐“江淮志士”陈独秀。章请陈入盟的理由是：“此君志大心雄，有一种不峻之坡弗上的斗志，而且人格甚美，忠于人，忠于事，不乏侠士之风。”刘师培以下对上的口气告诉主编：“陈君还是吾报的作者，他重友情，讲信用，在芜湖创办并发行一种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他一个人还在干，已经支持了好几个月。”蔡当即拍案相邀。刘所说“困苦及危险”，即是陈曾在信中语及的“登载外交消息”触犯洋人，“为驻芜英领事要求中国官厅勒令停办”一事。
11月，刘师培参加了光复会。陈独秀那根“不愿依人成事”的神经再次紧张起来，他要用行动来证明“忠于自己的思想和事业”。思想一致却不能共成事业，这无疑是他不愿“做人尾骥”的心理作祟。为此，他故伎重演，和当年不愿任编辑而要任《安徽俗话报》主编一样，来到芜湖作了“岳王会”的“鸡头”。岳王会与光复会虽然名称不一，但总体志向却不二，因此“鸡头”与“凤尾”仍飞鸿传书。11月19日，万福华在沪行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不中。参与谋划的刘师培在事情败露后只得蛰居不出。时陈独秀在皖江中学说话有力，便在名荐实邀下信催刘师培潜至芜湖任教。不久，刘化名“金少甫”赴约。在刘到来之前，陈独秀与体育教员柏文蔚已取上海暗杀团形式，在关帝庙前“歃血为盟”，成立了暗杀组织。刘到后，有以钦差大臣自命的架式，为此与陈独秀产生龃龉。“不愿依人成事”的陈哪里肯承认芜湖与上海组织是服从关系，两人自此各执一端，相持不让。刘师培初次来到陈的客厅就吟诵了陈手书的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虽然刘也曾亮出“光汉”的威风作招牌，可陈却不表格外欣赏，反而认为“光汉”狭隘，不利联络更多的革命志士。性格迥异，思想有别“光汉”在芜湖为光复会搜罗人才，招兵买马，“由己”则独树一帜，与柏文蔚一同北上，到皖北发展自己，与“淮上豪杰”联成一体。
就在两人纵横捭阖之际，芜湖“奸民候补道记汪云浦告密于恩铭”，恩铭又上书端方，江督大人于是下令捕拿。陈刘人人自危，双双一同逃亡日本。1907年，陈刘共赴东京，再度成为“前路知己”。不过，好景不长。刘师培与章太炎有为“攘夺干部职权”的“倒孙运动”，并有意拉陈独秀及其友人苏曼殊为伍。刘章闹翻，终有互骂的闹剧。本来对“光汉”民族主义不满的陈大笔一挥，“本有帅天志”，拒不参与。可刘却对此暗示不识相，以至苏曼殊“一丝不挂”，手指油灯大骂，若不是陈从中斡旋，真不知作何结局。话不投机，自此两人山头两立，政治上泾渭分明。岔路在前，旧情难忘。正是在此后的政治歧异君子之风日炽。
刘师培这未“飞腾无术儒冠误”的翰林梦破灭后，他一直在政治上寻求契机，以期大倡。这位自誉“激烈派第一人”的谨慎书生却是一个“外惧党人内惧艳妻”的文弱书生，虽然激烈的鼓吹有叱咤风云之势，可每当关键时候总以“秀才造反”结束。就此而言，备受河东狮吼挟持的书生又岂能与举事忘家、屡屡婚变的侠骨相提并论。1909年夏，江浙革命党人策划起义，受艳妻指使的师培已难以自拔，以致“破罐子”一般地将自己摔到了清廷端方门下。早就因《上端方书》遭革命党人唾弃的他竟向端方出卖党人机密。当刘落至王金发手中时，只能以叩头求饶保命。这时的刘师培完全将其污蔑章太炎的话语演义成了“夫子自道”。
此情此景，陈独秀一清二楚。当皖省宣布独立，陈任都督府秘书生之时，老革命党人仍不念旧恶，多方营救，显示了博大的胸怀。1912年初，查得刘下落的友人甚为担心。陈捷足先登，冒党人之大不韪，挥毫上书大总统，义保刘光汉（师培）：
大总统钧鉴：仪征刘光汉累世传经。髫年岐嶷，热血喷溢，鼓吹文明，早从事于爱国学校、《警钟日报》、《民报》等处，青年学子读其所著书报，多为感动。今为共和事业得已不日观成者，光汉未始无尺寸功，特惜神经过敏，毅力不坚，被诱佥任，坠节末路，今闻留系资州，行将议罚，论其终始，实乖大法，衡其功罪，或可相偿，可否恳请赐予矜全，曲为宽宥，当玄黄再造之日，延读书种子之传，俾光汉得以余生；著书赎罪，某等不啻身受大法矣。谨此布闻，伏待后命。
陈独秀历数友人功德，且以“神经过敏”相开脱，这种言词的确救人有法。不久刘师培得释入川蜀之地，隐埋踪迹。
不甘平庸的刘师培再度支持不住自我，再次“善变”为阎锡山幕下作僚，其妻何震亦一同任阎家的家庭教师。虽然寄人篱下，但刘何夫妇却衣暖食饱，也不曾有前期的猛劲。不进则退，那是1913年的事，恰逢国难，他那位“不变”的患难之交却于8月27日在芜湖为驻防军人龚振鹏所捕，逃亡者面对屠刀却面不改色，且顿脚大吼：“要枪决，就快点罢。”自此，陈穷困潦倒，浪迹天涯，过着“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的生活。”即便如此，蔡元培与陈独秀等人却对隐逸的刘师培放心不下，甚至登报寻人，待到下落已明时，陈对之只是一句哀惋评语：“读书之人，权为稻梁而已。”
若真是为稻梁谋而寄寓权门，隐逸度日倒也一了百了，更不必求全责备。可悲的是，正当1914年袁世凯加紧复辟帝制之时，刘师培竟听信了阎锡山的口惠，故伎重演，堂而皇之地走进“筹安会”，与杨度等人戴上了“筹安会六君子”的冠冕。他那篇《君政复古论》辞采渊懿，堪谓出尽了风头。丑剧收场，刘不得不逃往天津租界躲避风声。陈独秀闻知此事，亦为之汗颜，事后不置一词。在讨袁檄文与行动上，陈都是捷足先登，及此两公可以说是针锋相对，势不两立了。
1917年，主编《新青年》的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在这一点上，刘师培有功。10年前刘曾对蔡元培大赞陈办白话报之毅力，蔡任北大校长后对此记忆犹新。与时下《新青年》的不凡联系起来，校长对陈独秀“志大心雄，毅力甚坚”有了一层新的感悟。但陈“不变”的底蕴颇为难易，若非友人盛情难却，加之本有以教育成事的心理，陈不会北上。与陈“千呼万唤始出来”有别，刘师培此时体虚身弱，生计维艰，致函蔡陈，欲进北大任教。好在陈蔡不计前嫌，弗念旧恶，再次为友人搭起了戏台。刘被聘为北大教授后，感激涕零。
初入北大，刘疾病缠身。陈对他多有关照，刮风下雨陈照例准假。可刘讲堂上只讲不写。一次，陈以学长身份听课，刘不知底细，一堂课下来，只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日”字，而且是用粉笔画了圆圈，中间加一点。刘书法拙劣，手不停颤抖，不愿写字。文科学长还是多了一份“兼容”。1919年，正当北大为阵营、《新青年》为阵地、陈独秀为垒主的文化运动义旗大张之时，刘师培再一次跳起来与陈对垒，他纠集一班师生，创办《国故》，欲以之将“毁孔子庙罢其祀”的新潮击退。对陈独秀、胡适提倡的白话文，他更是不屑一顾，与其同仁黄侃大骂“八部书外皆狗屁”。时刘已病入膏肓。风烛残年的他算是最后一搏了。他这一搏却十分无力，是年3月他不得不自我开脱，宣布《国故》并非与新潮对立。然而这个宣布又同样苍白。
的确，刘师培已是日逼西山的夕阳，但这挽不住的夕阳却又在与陈的个人友情中留下了一抹挥不去的晚霞。1919年6月，陈独秀因激进入狱，失去了个人自由。就在陈11日散发传单被捕的第二天，病魔缠身的刘师培强行支撑着身体，由夫人何震陪同，串联北京大学、民国大学、中国大学等有名望的教授，联名致函京师警察厅，请求保释陈独秀：
查陈独秀此次行动果如报纸所载诚不免有越轨之嫌，然原其用心无非激于书生爱国之愚惘，夙仰钧厅维持地方向主息事宁人，商学各界钦感同深，可否于陈独秀宽其既往，以示国家爱护士类曲予裁成……俯准将陈独秀交保省释。
在行文之前，刘师培一直关心事态发展，并通过他人和报纸了解情况，文风颇与当年陈上书大总统相通。曲折迂回，归结一点还“交保省释”。为此之举，刘虚身益弱，卧榻不起。
1919年9月16日，陈独秀出狱。刘师培欲起身相迎，终因力不从心作罢。月余，刘师培“中古文学史”已停下，陈独秀再度视事时多次看望病中的朋友。11月10日，刘病逝，陈义不容辞，主持了刘丧事。一棺在室，万分凄凉。刘死时年仅36岁，他与何震生有一女又不幸夭折。膝下无子无女，又无亲属同住，其夫人亦因此精神失常。身后事如此这般令人目不忍睹，当陈独秀在丧礼上总括刘师培的一生时，在场师生为之唏嘘泪下。陈最后用康有为的诗结束悼文：
曲径危桥都历遍，出来依旧一吟身。
在场的同仁和朋友都忘却了他一生的“善变”，看着灵堂上由陈独秀手书的挽联，静静地默哀。巧合的是，二十年之后，陈贫困交加死于异乡，有人同以此诗相悼，不能不说也是一次“夫子自道”啊。
如果说起“后话”，陈独秀与刘师培都是根底深厚的学问家。否则，他们难以在几经颠簸后入主北大。对此，蔡元培在《刘君申叔事略》的话也可以作为有力的佐证：“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述，其所成就宁可限量？惜哉！”?这对有着深厚“小学”修养的陈独秀来讲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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