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位新华社记者问北大教授、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说我们记者自己到现场采访的文章，经常有一些错误。那么，考古界有没有一个客观的评价？严教授告诉记者，每年的十大考古新发现就是对考古发现最客观的评价。
一年一度的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是从彭卿云当年主持《中国文物报》的时候开始的。《中国文物报》社社长、总编辑李文儒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十多年过去了，“随着这一活动的逐年展开及中国考古事业的迅速发展，越来越显示出当初的决策是很有学术远见的”。“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考古工作、考古学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而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恰开始于1990年。由活跃在中国考古学界最著名的专家学者组成评委会，从每年数百项考古项目中评选出最重要的十项发现，这一持续开展的活动，对于上个世纪末出现的中国考古热潮至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000年春，1999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揭晓，随后，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报社、光明日报社、中国考古学会召开的“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表彰会”暨“城市发展中的城市考古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召开。研讨会的主题后来在2000年7月由国家文物局、建设部、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召开的“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发展：机遇与挑战”国际会议及2001年11月由国家文物局和广州市政府主办的城市文物保护工作现场会得以深化，成为中国现代化城市化发展中引起普遍关注和认真研究的重大问题。
以成都会议为标志，围绕十大考古新发现开展学术活动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今年6月，由李文儒主编的这部《中国十年百大考古新发现》（文物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刚刚出版，2002年评出2001年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工作也刚好结束，十大发现独占其四的杭州市承办了学术研讨会，6月6日至8日，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颁奖暨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学术研讨会的主要议题是“考古与大众”。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在会上作了《做杭州历史的薪火传人》的主题报告，杭州市各级主要领导出席会议，与考古界专家共同探讨考古与社会发展规划问题和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问题。所有这一切表明，随着社会的全面快速发展，公民素质的快速提升，本来非常专业、非常行业的中国考古事业受到全社会关注的可能正在成为现实。
9月6日，在“10年来中国考古新进展暨《中国十年百大考古新发现》座谈会”上，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指出，这本书中的100项发现，“绝大多数是由发掘者根据第一手资料撰写的”。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和对每个发现的评论，是放在中国考古学学术发展史的高度上来进行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朱凤瀚则认为，该书的优点“正是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的特点”，一是紧扣考古学的前沿课题，比如新石器时代的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探索等课题，都是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书中收录的相关内容，反映了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二是注意到了考古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上的新进展，对未来考古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例如，新石器时代聚落考古的进展。三是关注各个时代物质文化进展的技术遗存，例如，入选的铜岭商周铜矿遗址、黄河古代漕运遗址等。
《中国十年百大考古新发现》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注重发现成果，也注重发现的过程，具有可读性。在确立编辑思路的过程中，李文儒和他的同事们不时地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考古界以外的人们到底关心什么？或者说他们为什么关心考古？不只是出于保护遗产的社会责任，更出于人们对自己民族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浓厚兴趣，以至对与此相关的细枝末节的热情，还有对寻找、探索、发现过程的好奇天性，这些共同构成人们对考古发现的情有独钟。李文儒对记者说，“考古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科学，在实践中的发现、发现中的探索以及探索中的情感、思绪、学理的不断演化的过程本身充满了无穷的魅力。学术创新的意义、方法创新的意义、发现的意义统统包含在这趣味盎然的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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