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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访学话鲁迅

2002-09-18 来源:中华读书报 陈漱渝 我有话说
美国的查尔街河畔,毗邻麻州坎布里奇市的马萨诸塞大道,有一所校史长达366年的高等学府——哈佛大学,这所比美国历史还要悠久的学府的的确确培养了很多社会精英。不过,吸引我访问这所大学的原因,是因为哈佛也是美国汉学研究的重镇。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和燕京图书馆就设在这里。在哈佛燕京学社楼前的林荫道上,曾留下陈寅恪、林语堂、梁实秋、梁思成、张爱玲、李济、洪深等人的足迹。承北美华文作家协会及哈佛剑桥新语社之邀,不久前,我在哈佛发表了一次讲演。

讲演于晚7时举行,地点就在燕京图书馆的聚会厅。因正值暑假期间,听众中似乎没有学生,但研究中国文化的专家学者还是把聚会厅挤得满满的。最令我感动的是,年逾八旬的赵如兰教授莅会并亲自主持讲演及讨论。她还带来饮料和小点心,给会场增添了亲切的家庭氛围。赵教授的父亲是胡适的挚友——著名音乐家和语言学家赵元任。她本人在学术界也声名显赫,是哈佛前十位的女性正教授之一,也是东亚系第一位女教授,曾获杰出成就奖。

我这次在哈佛的讲题是《中国当前鲁迅研究热点问题》。我认为,中国当前围绕鲁迅的论争,说到底是承传经典与颠覆经典之争。

毫无疑义,经典的构成有其相对稳定的因素;也就是说,判断是否成为经典有其客观的标准,如内容的真善美,形式的不可重复性,思想的穿透力,对历史进程和文学自身发展的推动作用,世俗性与先锋性的统一等等。但经典又是流动的,随着时代的变迁,观念的更新,长期被人视为经典的作品也会受到质疑挑战和重新审视。在这种再选择的过程中,伪经典将被淘汰出局,而真正的经典却经过冲击和磨砺而放射出更加耀眼的光芒。无论古今中外,经典作品都会面临诸多挑战。

比如,当前中国文坛就发出了一些另类声音。有一批自称从事“下半身写作”(这种写作追求肉体的在场感,从肉体开始,到肉体为止,认为只有肉体,只有下半身才能给艺术以灵感和推动)的新人就宣称:“哪里还有什么大师,哪里还有什么经典?这两个词都土成什么样子了。不光是我们自己不要幻想成为什么狗屁大师,不要幻想我们的作品成为什么经典,甚至我们根本就别去搭理那些已经变成僵尸的所谓大师、经典。”

我还谈到自前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文学界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即:(一)理论上处于“失魂”状态,作家和理论家为社会和文学界寻找新的精神支柱。(二)重新评价20世纪俄罗斯文坛上的风云人物,诸如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等,根据新材料得出跟以前官方评价明显不同的结论。(三)填补从前被遗忘或有意忽略的“空白”,如研究流亡作家,曾被批判的作家。中国当前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仍高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政治旗帜,跟俄罗斯的现状有很大不同。但随着经济转轨而出现的价值观念多元化趋势和人文环境的日趋宽松,中国文学界也出现了一些跟当今俄罗斯文坛相类似的情况。比如,有些人在理论上片面强调跟西方接轨,曾在文坛居于宗师地位的作家被质疑和重估——如鲁迅、郭沫若、茅盾;而曾被遗忘或有意忽略的作家则被推上了显赫地位,如张爱玲、沈从文等。

我在讲演中着重介绍了中国内地当前挑战鲁迅的两种主要手段。一种是“重塑”,即按照研究者本人当下的政治理念重新塑造历史上的鲁迅。把鲁迅说成是中国最大的自由主义者或共产主义文化的反叛者即为一例。另一种是“颠覆”,即从作品上、思想上、政治上、人格上全面否定鲁迅,使鲁迅变得跟颠覆者一样虚空。为了廓清鲁迅领域的迷雾,我强调了鲁迅作为一个作家的独异性(如立场的平民性,思想的批判性,人格的斗争性,业绩的非凡性)以及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崇高地位。针对李泽厚先生“不要给鲁迅戴‘思想家’帽子”的新论,我提出鲁迅作为思想家的特色,表现在以人为中心,以“立人”为宗旨,以改造国民性为途径,以文明批评、社会批评为武器。发言毕,我即席回答了听众提出的一些问题,会场上的气氛活跃而友好,真正达到了交流的目的,即听取不同声音,扩大增进共识。

讲演完毕,已是晚上10时半。我跟友人走出校门,漫步在作为波士顿文化象征的哈佛广场。时间虽晚,但这里仍被游人围成了一道道人墙。有人在表演杂技,有人在欢快地舞蹈,有人在唱着粗犷哀婉的民歌,有人摆出几个洋铁桶、塑料桶,敲出了节奏强烈、音调铿锵的声音。忽然飘来《雪绒花》的优美旋律,是用笛子演奏的;一看,演奏者是我们的同胞……我想,未来世界的文化,也会同这个广场一样,众声喧哗,各显其能,和而不同,色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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