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生成有赖于“文化语境”。翻译，作为对原作的一种阐释，对原文本所赖以生成的“文化语境”是万万不能忽视的，不然对原文本的理解以及对原文本的表现便可能陷入误区，造成误解。一个合格的译者，通晓出发语与目的语两种文字，也具有了解原作所赖以生成的“文化语境”的条件。然而，在翻译的过程中，在译作生成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由于语言的转换，原作的语言土壤变了，原作所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必须在另一种语言所沉积的文化土壤中重新构建，而这一构建所遇到的抵抗或经受的考验则有可能来自于各个层面：目的语的文化层面，目的语的语言层面，目的语读者的心理层面以及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层面等等。语言变了，文化土壤变了，读者也变了，译作由此为原作打开了新的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认为：“翻译在一种新的躯体、新的文化中打开了文本的崭新历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译作为原作拓展了生命的空间，且在这新开启的空间中赋予了原作新的价值。在新的文化语境之中，作为原作生命的延续的的译作，面对新的读者，便开始了新的阅读与接受的历史。
多亏译者，原作的生命得以在时间与空间的意义上拓展、延续。在这个过程中，原作依靠译作续写它的历史。但是，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开始的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过程。它要与目的语文化、目的语文学相遇，而这种相遇，“不仅是认识和欣赏，还包括相互的以新的方式重新阐释。即以原来存在于一种文化中的思维方式去解读（或误读）另一种文化的文本，因而获得对该文本全新的诠释与理解。”（乐黛云语）对原作而言，这无疑是自身的一种丰富和发展。同时，又在新的文化语境中，起着在出发语文化中没有起到的作用。考察中西翻译史，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一部著作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翻译的历史来进行衡量。一部真正有个性、有价值的作品，它召唤着阐释，召唤着翻译，期待着与译者的历史奇遇，去延续新的生命，开拓新的空间。无论是语内翻译，还是语际翻译，对一部作品而言，被翻译的机会越多，其生命力就越强大，没有翻译，便没有一部作品的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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