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对话在哲学追问中的重要性永远都不会过分。如果我们追苏格拉底与奥古斯丁的教诲，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阅读《公孙龙子》。现存六章中的四章是明显的对话形式，一种教诲式的对话形式。这里我将集中探讨关于“坚白论”的对话，这其中的隐含意义是“通变”。在先秦“合异同”、“离坚白”的对立的两派中，公孙龙子主张基于悖论的区分，成为孔子门徒与道家庄子嘲讽的标的。《公孙龙子》所惯用的散漫的对话体成为他表达观点的理想方法，这也是苏格拉底所使用的方式。关于对话的结构，《公孙龙子》与两种西方文本有两个特性：首先，早期苏格拉底以对话者苏格拉底的困惑、诡辩、机智而著称。而《公孙龙子》中的对话者都是无名无姓的，他们的实际存在是由不断重复的“曰”字作提示，人们可以设想对话是在两个人之间进行，因为其高度抽象的形式，对话可以在任何时间的任何对话者之间进行。实际上语义特性与指涉性的缺乏，可以使对话者专注于“纯粹”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公孙龙子》的对话形式也称为“主客问难”。其次，古代汉语的句法的随意性及“电报”文体可以生发出大量的悖论和语义的模糊性。《公孙龙子》并不是特例，其实在中国古代的哲学著作里是屡见不鲜的。
最后应该说明的是“坚白论”与其并不相干的两个西方“伙伴”在话语结构方面的关系。在中国文本里似乎基本不存在戏剧性，这可能导致哲学家对文本间性缺乏兴趣。对话是从双重层次的确话语结构开始的。问话者一（事实上是请别人问）并不问，“‘坚’‘白’‘石’是三吗？”，而问，“我们能说‘坚’‘白’‘石’是三吗？”这两种阅读的差异是巨大的，因为第二种阅读是对用语言来塑造世界的元语言反映。而这一点正是为符号学奠定了基础。正是这种推论使得关于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抽象、学究式的讨论文本化，并引起象我这样的文学学者的兴趣。在此意义上，《公孙龙子》与柏拉图和奥古斯丁一起，撰写了一部符号学的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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