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是哪儿出问题了呢？为什么文学研究者的努力换来的是读者大众（包括年轻读者）的冷漠？当然，我并不自认为知道确切的答案，然而我想要根据我来自外部、内部的感觉来勾勒最近文学同时也有文化研究的不受欢迎。虽然在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领域后者正迅速地取代前者占主导地位，但它同样面临着在学术界之外少有人关注的窘境。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许多关于文学的理论著作或以理论为出发点的批评著作所缺乏的，是对文学的热爱，以及对研究对象的钟情。当然，我完全能认识到今天说热爱文学听起来是多么的陈腐或令人不屑，但我还要鼓足全部的勇气亲口把它讲出来。然而，道理还是那样，研究物理的不一定要爱中微子，专攻政治学的不一定要对小布什特别感兴趣——不管你是否对他们有特殊的感情他们均已摆在那儿了；但是，你要让文学的事实呈现在你的面前你必须首先要爱文学，没有了爱你就既不可能观察也不可能分析这些事实。失去了对文学的爱，文学研究就名不符实，也不值得读者的关注。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热爱文学”这个曾经在每一个课堂上被大肆宣扬的观点今日会变得如此不合时宜？这里似乎有若干个原因，其中之一就是爱与“文学”这门现已成为科学的学科毫无关系。
同样可以让我们注意到的是，“热爱文学”越来越不盛行是与批评者过分强调文学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诲淫诲盗的消极因素相伴相生的。大多数的批评理论旨在质疑以及动摇传统的或常识性的概念和思想系统的根本基础，这没有什么不对。他们探测文学对读者有意无意的负面影响，这当然也很有道理甚至值得赞许。因此，当文学被一个处于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国家作为一种文化优越的证据传授给殖民地学生时，人们就应该对它保持警惕。要了解莎士比亚的戏剧是如何受到伊丽莎白王权的制约，因此不能“颠覆”它；要知道一个人是通过被“质询”为具有特定欲望或价值的某人或通过标准方案的反复重申的语录的“呈现力”而取得其身份的；这些都非常重要。然而，当萨义德警告说简·奥斯汀的关于“一个乡村三四个家庭”的有趣故事，应该被放在小说中并未出现的大英帝国剥削殖民地的背景下阅读，我们不禁要想，萨义德不是对奥斯汀魅力无穷的语言置之不理吗？显然，萨义德是在借文学谈政治和经济，而奥斯汀是个小说家这个事实却没有被考虑进去。还有，当有人评论说康拉德是“一个残忍的种族主义者”，我不禁要轻声对自己说：“今天才给他扣这个帽子是否太迟了？这不就如同把恺撒称为帝国主义者，或者把第一代德川将军称为封建主义者吗？”这些批评者是从后来时代的立场上来攻击作者，这样有时就使得他们对作家作品持一种奇怪的蔑视态度。读者于是就被催逼着不停地去寻找深藏在“名著”及其作者内部的邪恶和不公等蛛丝马迹，并且借着他们难免会有的发现去蔑视这些作品作家。我想这对热爱文学不会有好处。
是不是对文学本身的研究已经基本穷尽，后生的学者不得不予以超越？一位战后日本的重要文学批评家对燕卜荪有一些有趣的评价。燕卜荪的《朦胧的七种类型》（1930）继承了由理查逊开创的文学的“科学”研究。他说燕卜荪“缺乏面对（文学）的一个基本事实并把自己的理论建立于其上的勇气。”这个事实即“语言，甚至一个字都能感动我们。”
过去和现在的许多文学学者，他们把文学作为自己的事业，原因是他们曾被文学感动过并爱上了它。但最终他们对虽然在文学中肯定存在但琢磨不透的力量失去了耐心。他们在非文学的一些方面——历史、政治、宗教、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寻找“确定的东西”。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通过科学的目光只抓住了骨架”。这些“骨架”是很令人尊敬、很有说服力的著作，但是我们也应该充分地认识到，他们象没有肌肉的躯体，不能表现全貌。
文学及其研究在世界的一些地区可能正处于低潮。但是我确信文学会打起精神并最终恢复活力。不管这种活力将以何种形式出现，都将通过感动人，激发对他人的同情和共鸣，以及重振对语言的洞察力等途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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