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以及在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儒学的复兴已经形成了一种足以对抗全球化渗透的强大力量。在这一语境之下，一些亚洲知识分子和人文学者试图寻求一种亚洲的民族和文化认同，这实际上是一种亚洲版本的后殖民主义，它为已经逐渐衰落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在全球化时代的再度复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目前的一个悖论是，中国并不反对经济全球化，但是文化上，却有不少人担心中国的民族文化会被“全球化”、“殖民化”甚或“趋同化”。在这些人看来，五四以前的中国文学传统几乎不受外来影响，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则使得向来被人们尊崇为上帝的孔子边缘化，并使得中国的文化和文学传统被阉割了。这也是为什么对文化认同和文化身份的研究成为当代比较文学研究者的热门课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在我看来，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既然我们从事的是东西方文学和文化的比较研究，我们就应该清楚地知道，全球化给文化带来的后果并不仅仅是文化上的“趋同化”，它也同时带给我们不同文学和文化可赖以共存的“多元化”。在这方面，我们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不应当对当前我们的学科所面临的暂时的不利局面而感到沮丧和失望。
全球化带给我们的文化和文学研究并不都是消极的东西。我们倒不妨取全球化的另一极致，也即借助于全球化的大背景，大力向全世界推广中国乃至整个东方文化。在过去的相当长一段时期，我们的中西比较文学研究者花费了很多精力探讨中国文学所受到的外来影响，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但我们似乎忘记了另一个事实：全球化若作为一种旅行的过程，它的路线是双向的，既有从中心到边缘的流动，又有边缘向中心的渗透。这样，我们就应当与国际社会进行更多的交流和对话，而不应当对西方持一种对立的姿态。从事比较文学研究，我们既应当避免一种带有帝国主义霸气的全球主义策略，同时也要克服带有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本土主义态度。一种“全球本土化”的策略也许能防止我们的学科再度陷入危机之中。我们十分清楚，保持我们民族的身份和认同固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若将本土化夸大到一个不恰当的地步以至于全然排斥任何外来影响，结果便会导致民族主义情绪的恶性膨胀，使我们宽松的文化氛围再度蒙上一层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