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曾经产生了一大群杰出的人物：作曲家德沃夏克和斯美塔纳，作家哈谢克（Hasek）、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里尔克、魏菲尔（Werfel）、布洛德（Brod）和政治家马塞瑞克。但是他们其中没有哪个人像卡夫卡那样与布拉格难以分离。布拉格这座城市因卡夫卡而扬名天下，卡夫卡则被这座城市的精神所深深浸染。因此，要真正理解卡夫卡，读懂卡夫卡的作品，也就意味着首先要读懂布拉格这座城市。
布拉格这座中欧的历史文化名城，充满了令人不可思议的神奇色彩，或者说充满了“悖谬”。它布满了教堂（被誉为“有着一千个塔尖的城市”），但实际上基督徒只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它拥有中欧最古老的大学以及相当数量的文化名人，但这里的人们同时又那么轻视学问和厌恶“精英”。最能将这种“悖谬”精神集于一身的是这座城市最权威的建筑物——那座古老的城堡，总统府所在地。从奥匈帝国崩溃以后的第一共和国（1918年）开始，9位前任总统，有4个坐了3年以上的牢；第5个在牢里度过了不长的时间，而另一个（也许更容易被遗忘，因为他在任的大部分时间和纳粹占领期相重合）死在狱中；后来3位之所以免遭牢狱和受刑之苦，仅仅是因为他们逃到了国外。“在监狱和王室城堡之间的联系是多么奇特和悖谬！”
这种悖谬是和布拉格的历史分不开的。在近300多年的历史中，这座有着迷人魅力的城市屡遭侵犯，屡次被占领、解放、又被占领，相互对立的东西在这里交替出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意志被引向不同的目标，旧的统治者和新的统治者使用着完全不同的语言，某种不知名的力量把所有阶层的人们带往不知何处的所在，形成了这座城市独特的精神气质。经常性地被包围、被占领，使得这座城市更愿意谈判，甚至投降，而不是反抗。这种政策使得它得以幸存下来，同时也造就了一种特殊的人生态度，即消极抵抗。
卡夫卡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奇妙的国际性环境中。当时的布拉格是属于所谓的“奥匈帝国”的，这样卡夫卡出生后，国籍是属于奥地利，文化是属于德意志，生活在人口压倒多数的捷克人中间，而自己的血统则是一个纯粹的犹太人。因而卡夫卡的生活也充满了悖谬：他虽然具有奥地利的国籍但不是奥地利人；虽然处于德国文化圈但不是德国人；虽然和捷克人生活在一起，但不是捷克人；虽然具有犹太血统，却又和犹太人的宗教和文化传统相隔绝。在这么一个复杂共存的都市里，卡夫卡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立场，其内心的彷徨可想而知。
布拉格的这种悖谬深刻地影响了卡夫卡的思维乃至创作。在卡夫卡的随笔或笔记里，经常有这样的描写：看见一个熟悉的姑娘，但又说不认识她；一个阳光灿烂，游客如织的地方，他描写得很详细，但最后又说没有见过这个地方；《法的门前》的门警不让那位乡下人进去，却又说这门是只为他开的；当约瑟夫·k（《诉讼》的主人公）被宣布逮捕时，他是那样的激昂慷慨，为洗清自己的罪名而不遗余力地奔走，但最后被提出去处决的时候，他却毫无反抗，态度平静，仿佛罪有应得——在这部小说里，显然有两层意识：在形而下即现实的法庭上他是无罪的，但在形而上即真理或道义的法庭上他又是有罪的（因为他作为银行的职员也无视过平民的求告）；《城堡》的主人公k，为在城堡管辖下的村子里取得一个临时户口，奋斗了终身也没有得到，最后临死时，当他不需要这个户口时，却又给他了！如果把诸如此类的地方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卡夫卡笔下常会出现这样的情景：忽明忽暗，似有若无，似是而非，若即若离——处于不断的来回滑动或摆荡之中。
这种悖谬甚至也贯穿于卡夫卡的生活：他那么渴望婚姻和家庭，却数次订婚又解除婚姻；他视写作为生命，最后又要把他的全部作品付之一炬；他几乎一生都与父亲不和，曾写了那么长的信（35000字）谴责父亲“专制有如暴君”，最后却又对父亲表示同情，那封信一直都没有交出去；他分明说，他生就的只有弱点，以至任何障碍都能把他摧毁，但别的场合又不止一次地说他“身上有一种不可摧毁的东西”；……。他似乎总是在不停的建构，又在不停的解构。他到底是谁？自己也不清楚，都表示怀疑。他的精神结构根本就是一个悖谬：一方面表现的软弱，正意味着另一方面必定是坚强的；或者说他在一个方面对软弱的牺牲，在另一个方面必定是对坚强的增添。这一正负型的精神结构导致他的命运的悲壮，使他成为作家中“生活上最没有成就的人”，而在现代艺术的探险中却是“最有成就的人”。他生活上的每一次失败，生命血本的每一次偿付，都意味着他艺术上的一次奋起。卡夫卡就是凭着这种悲壮的坚韧精神，把他的“重新审查世界”的任务坚持下去的。这是一种尼采式的抗衡悲剧命运的精神禀性。可以说他是为了“灵”的完美，做出了“肉”的牺牲。
卡夫卡和布拉格的关系充满了矛盾，这是一种人们称之为“既爱又恨”的关系。因为这座城市既是哺育他的故乡，又滋生着排犹的仇恨和大屠杀。早在1914年，卡夫卡就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我一生中遭受的最沉重的伤害”来自布拉格。而1920年大规模的反德和反犹运动又给卡夫卡留下了刻骨的记忆。卡夫卡在写给好友奥斯卡尔·波拉克的一封信中说：“布拉格不会放开我们的。我们中间哪一个她也不会放开。这位母亲长着一双利爪……我们得从两头，从维谢赫拉德和赫拉德强尼两头点火燃烧。之后我们才有可能摆脱她。”
但是布拉格这座沉默的城市包容了卡夫卡，就像它包容了所有的悖谬一样。距卡夫卡出生不过几个星期，布拉格这座城市又诞生了另一位杰出的作家哈谢克（《好兵帅克》的作者）。他仿佛是作为卡夫卡的反面而出现的，和卡夫卡形成巨大的反差。一位是犹太人但却用德语写作，是个素食主义者，是绝对戒酒和自我专注的苦行僧。他如此沉迷于他自己的责任、使命和自身缺陷，以至在活着的时候不敢出版自己的大多数作品。而另一位则是一个酒鬼，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是个美食家，是嘲笑自己的职业和责任的外向性格的人。他在小酒馆里写作并为了一点啤酒在那个地方把自己的作品卖掉。他们两人在相距不远的地方各自度过了短暂的一生，去世的时间也相隔不到一年。他们从同一时期汲取营养创造自己天才性的作品，但他们的作品似乎不仅在年代上拉开了距离，而且体现着他们所生活着的这座城市的两种截然相反的面貌。从那以后，布拉格人用“卡夫卡式的”这个词来形容生活的荒谬，而把对这种荒谬的藐视以及用幽默消极抵抗暴力的态度称之为“哈谢克式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