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知识分子或作家之流亡，其流亡情境往往是隐喻性的。属于一个国家社会的人，可以成为局外人或局内人，前者属于精神上的流亡，后者属于地理／精神上的流亡。其实所有一流前卫的知识分子或作家，永远都在流亡，不管身在国内或国外，因为知识分子原本就位居社会边缘，远离政治权力，置身于正统文化之外，这样知识分子、作家便可以诚实地捍卫与批评社会，拥有令人叹为观止的观察力，远在他人发现之前，他已觉察出潮流与问题。古往今来，流亡者都有跨文化与跨国族的视野。
无论出于自身愿意还是强逼，思想上的流亡还是真正流亡，不管是移民、华裔（离散族群）、流亡、难民、华侨，在政治或文化上有所同，他们都是置身边缘，拒绝被同化。在思想上流亡的作家，他们生存在中间地带，永远处在漂移状态中，他们既拒绝认同新环境，又没有完全与旧的切断开，尴尬的困扰在半参与半游移状态中。他们一方面怀旧伤感，另一方面又善于应变或成为被放逐的人。游移于局内人与局外人之间，他们焦虑不安、孤独、四处探索，无所置身。这种流亡与边缘的作家，就像漂泊不定的旅人或客人，爱感受新奇的。当边缘作家看世界，他以过去的与目前互相参考比较，因此他不但不把问题孤立起来看，而且，他有双重的透视力。每种出现在新国家的景物，都会引起故国同样景物的思考。因此任何思想与经验都会用另一套来平衡思考，使得新旧的都用另一种全新，难以意料的眼光来审视。流亡作家／知识分子喜欢反语讽刺、怀疑、幽默有趣。
在理论资源上，西方许多论述、如赛依德的论述《知识分子的放逐：外侨与边缘人》、《放逐思考》及《在外面：边缘化与当代文化》、《放逐的感觉》等论文集中的论文，都极有用处。世华作家学者也已注意世界各地华文作品中流亡、放逐、边缘的书写，白先勇的《新大陆流放者之歌》、王润华《从浪子到鱼尾狮：新加坡文学中华人困境意象》、简政珍《放逐诗学：台湾放逐诗学初探》、林辛谦《当代中国流亡诗人与诗的流亡》等论文已思考过不少问题。
在我撰写了《从新华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1994）与《华文后殖民文学》（2001）二书中的论文后，我开始明白世华文学的复杂性。世华文学是中华文化放逐到世界各地，与各地方本土文化互相影响、碰击、排斥之下产生。它吸收他种文化，也自我更生。汤一介认为，经济全球化，信息科技一体化，加上地球村的形成，世界文化必走向多元共存。世界华文文学正是构成多元文化的一种前卫文化。诠释这种复杂、越界跨国、多元文化的文学，挑战性很高，深感我们批评理论资源的薄弱，除了像戈慈（Clifford Geetze）在《本土知识》所使用的本土知识，波狄奥（Pierre Bourdieu）所说的文化生产现场（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也需要在全球视野发展出来的批评理论，不能只从地缘（即华人社会）来了解。正如《常青树：今日改变中的华人》与王赓武的《只有一种华人离散族群？》（A Single Diaspora？）所指出，单单中国境外的华人，由于身分认同之不同，用英文时，Chinese overseas，overseas Chinese，ethnic Chinese，huaqiao，huayi，等等名词都可以使用，各有其理由，各有需要。因此我要经常越境跨国去寻找各种理论来诠释世华文学，而我上述所论述的，也只是许多可采用的其中一些例子而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