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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珩，1915年2月生于日本。 4个月后被母亲抱着回到祖国。 23岁赴英国留学。在伦敦大学帝国学院主攻光学专业。25岁获英国伦敦大学理学硕士学位。10年后再次回到祖国。 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国际光学工程学会会士。 中国“863计划”的主要倡导者。 一生中创造过20多项第一，被人誉为“中国光学之父”。 1995年和钱学森、黄汲清、王淦昌三位科学家一起，获首届“何梁何利基金奖”。 现年87岁。
李：王老，现在全国有不少人都知道了中国有个高科技计划，叫“863计划”，同时也知道了您就是“863”计划的主要倡导者，那么大家很想进一步知道的是，当初您们四位老科学家为什么会想到给小平同志写信呢？您们主要都基于那几点考虑？
王：事情是这样的，里根总统于1983年3月提出“星球大战计划”，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我们初步理解时，怀疑这个计划的现实性。因为当中有许多问题不光在当时，甚至就是在现在，技术途径都不一定清楚。但是，里根总统讲了之后，世界上都很警惕这个东西。我们那个时候的理解，这个计划表面上是对付苏联，为两霸争雄而显示威慑力量，实质上是一种加强美国高科技发展的措施。当时欧洲和日本在高技术方面大有进步，有点后来居上的趋势，如果美国不采取一些措施，将来可能要落后。由于美国的体制决定了政府不可能支持民间的事业，政府花钱受到纳税人的限制，纳税人的钱只能用在社会的公益事业上，政府不可能去支持一家私营公司去做什么。当时美国政府唯一的办法就是以投资军事项目为借口，发展高科技，来达到加大发展高科技方面投入的目的。于是，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也叫“战略防御计划”。
这个计划既是军备发展计划，又是高科技发展计划；名义上是对付苏联的，实际上是借此机会把美国的新技术方面推动一下。“星球大战计划”在现实性上比较渺茫，但是从威慑目的出发，提出了战略方向，从而对一系列前沿科学技术展开了论证及可行性研究。这种形势各发达国家看得很清楚，欧洲、日本和苏联都动起来了，纷纷提出相应的计划：欧共体提出“尤里卡计划”，日本提出“今后10年振兴科学技术政策大纲”，苏联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及时作了调整和部署，悄悄制定了“加速发展战略”，加速科技成果应用于军事领域。
那么中国怎么办？我们国家曾经搞出了“两弹一星”，在国际上争得了一点地位，同时也建立起我国高技术的初步基础，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要是不努力赶上去、就会又落后、前功尽弃。针对世界形势的变化，有关部门已经开始考虑对策问题，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座谈，提出过要采取对策的设想。但在具体行动上，并未真正落实下来，对高新科技的发展还未予以足够的重视，一些前瞻性和长远的设想更显得不够。这就让我们这些科技工作者十分焦急。于是，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和我四个人一合计，思想上互相一促进，形成了一个给中央领导的报告，希望以这为契机，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做点事。
但这个问题怎么才能把领导人说得通？因为要搞的话，多少也得花一点钱。当时在我们没有力量的情况下，我们的想法就是先谈一个“有”字。先求“有”，不求量。这个“有”跟“量”，花钱差别就大了。当时我们开会时，有人就说，国家花这点钱，就算花10个亿，算算看，每个公民不就只出一块钱吗？再少一点，一个人拿一鸡蛋出来，这点钱总应当花吧？
陈芳允先生当时在国防科工委工作，他了解国际国内的有关情况多些，他着急了，所以来找我。他说我们是否给中央提点建议？我说行呀。他说就由你来写吧，我说好，就我来写吧。我当时有个助手，他是搞空间科学的，对前沿这方面东西稍微知道一些。我说你先写。他把前段的背景写了后，找我说，后面的我写不下去了，所以后半段主要是我写的。我们那时着重考虑的是国防，当时我的概念里面，高新技术首先是用在国防，对我来说经济概念上差一些，小平同志那时已经强调了经济的重要性了。所以写了以后，陈芳允同志提出，建议的内容不仅要写有关国防科技，还要把如何带动民用高科技写进去。我起草了初稿，然后进行多次修改整理，最后终于形成了一份《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的文稿，前后用了一个月时间。
李：在这封建议信中，您们主要写了那几个问题呢？
王：在这个“建议”中我这样写道：“为了我国现代化的继续前进，我们就得迎接这新的挑战，追赶上去，绝不能置之不顾，或者以为可以等待10年、15年……必须从现在抓起，以力所能及的资金和人力跟踪新技术的发展进程。须知，当今世界的竞争非常激烈，稍一懈怠，就会一蹶不振。此时不抓，就会落后到以后翻不了身的地步，在整个世界都在加速新技术发展的形势下，我们若不急起直追，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因此事关我国今后的国际地位和进入21世纪后在经济和国际方面能否进入前列的问题，我们不得不说……”
基于这些考虑，我在这封建议信里主要写了以下几个重点问题：
一、高科技问题事关国际上的国力竞争，中国对此不能置之不理；
二、在关系到国力的高技术方面，首先要争取一个“有”字，有与没有，大不一样。真正的高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
三、鉴于我国的经济情况，从事高技术的规划与范围，无法与工业发达的国家相比。因此，必须“突出重点，有限目标”，强调储备与带动性；
四、积极跟踪国际先进水平，要在能进入所涉及领域的国际俱乐部里，占有一席之地；
五、发挥现有高技术骨干的作用，通过实践，培养人才，为下一个世纪的发展做好准备；
六、时不我待，要有紧迫感，发展高技术是需要时间的，抓晚了就等于甘居落后，难于再起。
王淦昌和杨嘉墀两位科学家看了建议信草稿后，当即表示完全同意。在此基础上，我们四人又对建议信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推敲。最后定稿后，依次签上了自己的姓名：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随后，我又给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写了一封亲笔信。
我们报告的是国防新技术，后来等到“863计划”批了之后呢，有人问邓小平是以军为主还是怎么样子呢？小平同志说是以民为主，军民结合。这是小平同志很关键的几句话，所以才形成后来的这个形势。
李：这个调整看来至关重要。因为在当时那种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到底是以军为主，还是以民为主，是很重要的一点。
王：从那时候的形势来看，仗恐怕打不起来了。那时海湾战争还没起来，如果是海湾战争起来之后，观点上可能对军事方面还会更重视一些。因为历来高技术首先是用在军事上的。在军用上可以不计成本，不计工钱。在民用上就很难办。第二个问题呢，是在军用上有没有是个生死问题，是几天之内就见效的。经济上怎么说也有个时间性，有个时间延长的过程。从紧急性上讲，军用还是非常主要的，这是我的理解。
李：您们过去给小平同志写过信吗？
王：没有。我们这是第一次给小平同志写信。
李：您们的信是写给小平同志一个人的吗？
王：不是。我们是写给三个中央领导人的。
李：信送上去后，您有没有过一些顾虑什么的？比如，担心信到不了小平同志手里，即使到了邓小平手里，也不一定就会引起邓小平的重视，或者会拖下来，等等。
王：想法和顾虑倒是有一些的。因为中国的事情很难说，也许小平同志看了信后，会批；也许就给搁下来了。但当时我们也顾不上考虑那么多。
李：您是通过什么渠道将这份报告送到小平同志手上的？
王：将报告递上去的过程很有意思。如果通过正式渠道，按部就班地一级一级往上走，这报告到小平同志手上，至少也得几个月。可是时间不等人啊，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走后门”，尽管不合规矩，但这是为了国家大事而不是为个人，可以试试。后来事实证明，能走捷径就得走捷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一种考虑。
我有一个助手叫张宏，他也在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十分关心国家高科技发展的问题，很理解我们几个人的心情。他与我同在一个办公室，与小平同志有着某种特殊的关系。我请他帮忙，他立刻答应，当天就设法把我写的信和那份报告亲自送了过去。
邓小平同志看完信后，于1986年3月5日这样批示道：“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出决断，不可拖延。”
李：小平同志第三天就对您们的信作了批示，我想您们四老中恐怕谁也不会想到有这么快吧？
王：对。当初我们谁也没想到小平同志会批得那么快。小平同志对这方面这样重视，远远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件事对我来说简直是喜出望外。因为一开始我们并不是抱着太大希望，没想到小平同志对高科技的发展这样重视，没有料到他批得那样快，三天就批示了。小平同志的批示引起了整个中央领导层的重视。后来拟定的“863计划”是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像这么高的领导层次通过这样一个计划，过去是没有过的。
当时我们也不知道计划能做到什么程度，中央组织了很多科学家讨论有关课题和研究方向，酝酿工作差不多一年。而且在批示之后，小平同志还派张劲夫同志接待我们，就《建议信》中所提到的关于中国高科技发展问题，专门作了一次交流与座谈。张劲夫我们过去是很熟悉的，他50年代在科学院任党组书记，是我们多年的知交，有什么话大家可以推心置腹地谈，当时我们提的意见着重点是在国防科技上，后来小平同志提出的意见是全局性的。对于关键的经费问题，我们不敢提花多少钱，因为国家当时很困难，能花个几亿已经不错了。后来，小平批示，大家一起讨论，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兴起促动了大家，最后提出100个亿。当时的100个亿可不是现在的100个亿，那时100个亿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800—900个亿。
我认为小平同志对这件事是胸有成竹的。因为当时有一个背景，有人认为当年的氢弹和原子弹也没有必要搞。不是有那么一个说法吗，说“这两弹你也不能当饭吃呀”。我是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像我们这些人，因为在国外呆过，情况是比较清楚的，感受也是很深的，你自己的技术拿不起来，在国外走路都得低着头走啊，你说是不是？而且在那个时候，刚巧也是搞规划的时候，科技委还请了许多所谓美籍华人和华裔科学家来作顾问。有些人说，你们还搞什么两弹，首先要紧的是国民生活，这话也对。我那时跟科学院的朱喜安一起去参加那个会。我们说，我们并不是把钱主要花在这方面，我们在这方面所用的钱只是国外的一点零头，靠这点钱来争取我们在国际上的形象还不应该吗？他们听了觉得这个话有点道理。
事实上，某领导当时谈新技术革命的时候，全世界已经是甚嚣尘上了。国务院组织了百十人在编这个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始终拿不出来，主要是因为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在里面。但小平同志对这个情况是知道的，所以他批我们那个东西也是从意识上排除了这些干扰。
我们写的建议报告希望能够对国家的发展有些影响就是了，仅此而已。能对国家的发展起到这样的作用，是我一生值得欣慰的事情。对个人是无所谓的，要紧的是对祖国的繁荣起到一点作用。“我为人人”应该大大多于“人人为我”，不然社会就没有进步了。
李：是否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小平同志的大胆支持，就不可能有中国的“863计划”？
王：在“863计划”这个问题上，小平同志是很有远见的，很有战略眼光的。他对我们的去信很快作了批示，这表示明了他一种基本的立场和坚决的态度。
李：我想问的是，根据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您如何评价邓小平？
王：邓小平是关心科技和科技人员的伟人。我曾有幸参加了1978年的科学大会，也有幸参加了小平同志组织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会上，多次聆听了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等一系列精辟的论述。
1979年小平同志出访美国，同卡特总统签署了中美科技合作谅解备忘录，其中一项是在中国建设陆地卫星地面站，以填补我国航天遥感技术空白。后来，我有幸受中国科学院之命率团到美国考察洽购有关设备，顺利完成了任务。
1980年，在北京、上海召开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激光国际学术讨论会时，小平同志亲切接见了到会的中外代表，国外的科学家尤其兴奋，认为有机会与中国的最高领导见面，是终生难忘的荣誉。
1986年3月3日，我和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同志向最高领导提出了发展我国高科技的建议。小平同志对此非常重视，非常关心。3月5日小平同志就做了批示，从而诞生了国家“863”计划。小平同志批了之后，反对的话就再也听不见了。
从以上这些事情，我确实感到小平同志是个关心科技、关心科技人员的伟人。
小平同志对我和王淦昌等四人的建议作批示时，当时的科技界对我国科技的发展方向众说纷纭，甚至有人怀疑，我们过去搞“两弹”是否必要，认为重要的是要解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一些从国外来访的科学家也说，最重要的是把你们的人民生活搞好，搞什么“两弹”？当时我们听了非常气愤。若没有“两弹”，试问我们的国际地位会是如何？怎么能安稳地搞我们的建设？我们花一点钱去增加我们的国力、提高我们的国际竞争力，难道不对吗？多亏小平同志在那种环境下做了果断批示。这个批示促进了我们的高科技发展，事实证明，“863”计划的路子走对了。
李：邓小平批示后，您们后来又做了那些工作呢？
王：后来真正做这个工作时，我们参加得就并不多了。后来是钱学森的一位帮手，叫王什么？现在死掉了，出车祸死掉的。那个计划他在里面起了很大作用，中央的文字初稿是他写的。后来找我们不多，只有一次开大会时，某领导同志召集这个动员会，我们去了一下。那时下了大决心，提出来投资100个亿。当时我们没敢这么说，我们说先投几个亿吧。后来某领导同志说，你们当初提出投几个亿，现在我们决定投100个亿了，怎么样？他这个话的意思是说，够意思了吧。
李：经过十多年的努力，“863计划”在几个领域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就。您如何看待它的意义？您对今后我国高新科技的发展有何考虑？
王：“863计划”在总体上成就是很大的。首先起了一个好的带头作用，就是说这个方面的工作，国家必须搞，没有它不行。你批评也好，跟踪也好，创新也好，这件事情是做对了。在纪念“863计划”十周年时候，我们四个人又写过一个报告，认为应当把“863计划”看作是一个中长期计划，是国家整个发展科学事业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介乎基础研究和产业化之间的一个过渡、桥梁。它是带有中长期性质的，不是几年之内就能解决问题的。也不是基础性质的，基础性质是给你一种启示，就是在前沿的东西上先做些个实践，然后测定它将来能不能产业化，相当于国外叫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中国有时翻译叫做“高级研究计划”，实际上外文意思不是叫“高级”的意思，是“前瞻”的意思。advanced意思是比人先走一步的意思，应当是先行的。研究计划属于那个性质，美国有这么个组织。我们特别强调，这不是一个战役措施，而是一个战略措施。我们指出，这是个长期的计划，因为高技术人家是天天在前进；不是说停滞在那里等着你去赶的，人家也在前进；假设你不动的话，只会差距越来越大，现在是差距要缩小，你怎么能停下来呢？所以先认清这是一个战略的措施，而不是一个战役。不是打一仗就完了，就达到目的了。你永远也达不到目的，因为人家在前进，你停下来，你能达到目的吗？追还追不上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那么从这个概念讲，现在总算是有一个叫做所谓的“S—863”计划。那时宋健提出还得有一个“863计划”，叫超“863计划”；我也提了，这是个长期计划，不是你有了“863”，现在没干完，我再来一次，这不行，永远也得干下去。我把它叫做第二期“863计划”。我感觉到“863计划”是个很好的开头。最要紧的是，在体制上有一个很好的革新，就是说不是行政领导来决策的，而是由专家来决策的，这是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一个尝试。正因为这样，才可以说在整个863计划里面，虽然弯路有，但没有大的挫折。漏项有的，没有大的失误，可以这么说。第二个最重要的是培养了一批年轻人，这个我们在863报告时也说了一部分，最重要的是要利用已经有的从事高技术的人，不要让他们散掉，要好好地利用这些种子，培养年轻人为下一代高技术发展准备好必要的条件，这点可以说是做得还可以。从整个863计划体系里面，这方面成才的科技人员大概有2万人，这个数字不可低估。他们都是年轻的一代，比较有闯劲的一代。
当初提出建议时，有人认为“863计划”是个战役部署，但我们强调这是战略部署，所以今后必须继续下去。现在中央正考虑决定2000年以后还有第二个“863计划”，以后还可能有第三个，因为它的主导目的是缩短与国际上的差距。不要以为我们经过这样一个战役，就可以从各方面解决问题了，哪有这么快的事，不可能的，因为人家也在进步。你赶上了一段，人家又在往前进一段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高技术研究和开发要由企业部门来承担，只是那些企业承担的这部分，需要吃“皇粮”解决，这应是“863计划”的主流，它在科技方面起到带头牵引的作用，起到示范的作用，让国民生产各部门在高技术上自觉地跟上去。现在人们对有些东西长远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但是人家在进步，你得跟上去，不然就要落后；不要说缩短差距，恐怕差距会更大。
李：您认为这个问题有那么严重吗？
王：客观地说，“863计划”在有些重要方面与国际的差距并没有缩小多少，甚至于拉大了，人家走得太快。比如微电子技术，人家进展得那么快，对于我们简直是望尘莫及。当然，我们今后如果部署得好，加紧努力，距离还是可以缩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