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冰莹是中国现代文坛有影响、有传奇色彩的女作家之一。她以自己亲身经历为题材创作了《从军日记》和《女兵自传》等作品，曾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轰动一时，并因林语堂等名家译成英、德、法、日等国文字而蜚声海外。而她的文学成就又决非仅限于此，据不完全统计，她一生出版的小说、散文、游记、书信等著作达七十八部之多，堪称为著作等身、名满天下的女作家。
然而，自从她于1948年秋应邀偕夫君贾伊箴赴台湾师院任教以后，祖国大陆就失去了她的消息，不但许多现代文学史著作对她都置而不提，就是她的许多老友如赵清阁、陆晶清、白薇等人也均不知其踪迹所在。
其实，谢冰莹也无时不在思念着故乡和亲人，她虽然离开了祖国大陆，但无论任教于台湾，或是以后去了美国旧金山旅居，故国之情始终在她胸中澎湃。她在给三嫂曾宪玲的信中，一再表示“我也天天想回去看你们”（1980年6月7日函），甚至还这样写道：“到我上西天时，我还想把我火葬后的骨灰撒在太平洋里，让她漂到我的故乡去。”（1981年9月23日函，引自刘夫参、张才希《“女兵”自美国的来信》，载1985年7月30日北京《人民政协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内地文坛开始关注这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著名女作家。先是一些报刊发表了她的旧雨新朋忆念她的文章，接着便有出版社选编、出版了她的若干作品。但是，谁也不曾料到，当四川文艺出版社准备重版她的代表作《女兵自传》时，却遭到她的激烈反对。
四川文艺出版社有一位资深女编辑徐靖，几十年前曾是谢冰莹《女兵自传》的忠实读者。谢冰莹那曲折传奇的经历，特别是那种“不肯向困难低头”的勇气，那种跌倒了爬起来，失败了接着再干的韧劲，那种但问耕耘、不慕名利的精神，都曾深深打动过徐靖的心。后来，她就是在谢冰莹的精神的鼓舞下，走上了“从军”的道路。以后，当她侧身于出版工作者行列中时，便想把曾经影响过自己的《女兵自传》介绍给国内的广大读者。大约1983年秋间，她通过魏中天老先生给远在旧金山的谢冰莹写了封信，征求她对在中国大陆重版《女兵自传》一书的同意。
魏中天是广东省政协委员、香港中国文化馆馆长兼总编辑，他与谢冰莹曾在黄埔军校、上海艺术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院三度同学，彼此有着深厚的友谊。在历经长期的动荡岁月和坎坷人生之后，此时，他已与谢冰莹恢复了睽隔数十年的联系，而且正热情地鼓励这位远在天涯的老友打消思想顾虑，重返祖国大陆观光旅游。所以，他非常乐意为徐靖传递信件，他自己也附上一函，不但赞同老友旧作的重版，而且还殷殷约请谢冰莹为此撰写一篇再版序言。
谁知，谢冰莹的回复却是一个冷冰冰的“不”字！她在1983年11月14日给魏中天的复信中写道：“对于出拙作事，我不能同意，因此也不便写文。在此间，朋友买到一本《港台女作家选集》，看到拙作两篇：一为《爱晚亭》，一为《从军》（《女兵自传》的一部分）。我看了一遍，他们改了两处地方，改得太离谱了，简直不像话！如出书，更不知他们改成什么样子，请转告他们，如一字不改原著，可以出版，否则，我绝对反对！”1984年2月15日的信里，她再一次表示：“关于出版拙作事，我不赞成，因为像《选集》上面的文章，把我的原文改了，实在不应该。最好不出，要出就要尊重作者的意思和她本人的思想。我不想多说，请原谅。”
在此后的一两年中，谢冰莹给魏中天写信时一直反对重版《女兵自传》，在给国内其他朋友如杨纤如、徐靖等人的信里，也始终固执己见。她在信里一再谴责“任意删改别人的文章”的做法（见1984年4月3日致杨纤如函），反复申说要么“完全照原文，不要随意改动；否则，千万别印”的愿望（见1985年3月10日致徐靖函）。
谢冰莹信中所提到的《港台女作家选集》，全名为《台港和海外华人女作家作品选》，1982年3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上册选入了谢冰莹的《一个女兵的自传》（节选）和《爱晚亭》两篇作品。该书主编乃是北京语言学院教授阎纯德，他曾写过《谢冰莹及其创作》、《谢冰莹年表》等研究文章，不但与谢冰莹通信甚多，并专程到旧金山拜访过她，是谢冰莹晚年在国内为数不多的忘年知交之一。因此，谢冰莹自然也在信中与之讨论此事。作为一个严谨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阎纯德在复信时，“郑重申明”《台港和海外华人女作家作品选》节选的谢冰莹文字，是“从四十年代的一个选本中选印下来的”，“从编者，到出版社编辑，我们没有更改原稿的一个字，这是事实！”为了打消谢冰莹的疑虑，他还告诉说，四川文艺出版社发稿的《女兵自传》，是根据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0年版排印的，出版社也“不会更改一个标点”，请她放心（见阎纯德1984年8月7日致谢冰莹函，收《作家的足迹》，知识出版社1988年6月版）。
面对谊交多年的老友魏中天、杨纤如等人的热情劝说，忘年知交阎纯德的诚恳申述，以及责任编辑徐靖信誓旦旦的保证，谢冰莹终于作了让步，同意了由四川文艺出版社重版她的旧作《女兵自传》。1985年3月，由徐靖担任责任编辑的《女兵自传》终于由四川文艺出版社重版。该书正文前是谢冰莹的原序《关于〈女兵自传〉》，书后收入魏中天的《记谢冰莹》一文，封底的出版说明称之为“作者最新修改本”。这是谢冰莹睽隔几十年之后第一次重返祖国大陆文坛，《女兵自传》第一版的印数达六千七百册之多，说明了故乡亲人和广大读者对谢冰莹的热忱关怀。嗣后，《谢冰莹作品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版）、《谢冰莹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1月版）、《谢冰莹散文》（上下两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9月版）、《谢冰莹文集》（上中下三册，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8月版）等书相继出版，谢冰莹虽然最后客逝异国，没有返回故乡，但她的名字、她的作品将与祖国山河同存。
如今《女兵自传》的重版风波早已平息，但这场风波的真相其实并没有为人所知。看起来，谢冰莹坚持按原文出版自己的著作这一原则乃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在没有得到作者允许的情况下擅自篡改别人的作品自然应当受到严厉谴责，所以，当大家都同意了谢冰莹的要求并保证恪守诺言之后，重版《女兵自传》一事似乎便得到了圆满的结果。
然而，恐怕谁也没有想到，为谢冰莹激烈反对并成为《女兵自传》重版最大障碍的所谓“任意删改”，其责任者不是别人，正是谢冰莹本人！
所谓“任意删改”，谢冰莹在给徐靖的信（1985年3月10日）中是这么说的：“在《台港女作家选集》上，有拙作《当兵去》和《爱晚亭》两篇，后者没有改，前者改了两处：①原文是我们在火车上唱歌，他们改为：‘起来饥寒交迫的……’共产国际歌，真是太岂有此理了！②我陪二哥在岳麓山养病，他介绍我看有关文艺方面的书，他们改为‘××主义A、B、C’、‘社会主义浅说’，还有许多地方改了一个或几个字的，不计其数。”然而事实却是，这些文字原来都出自作者本人的手笔！
就在上述《关于〈女兵自传〉》序文里，谢冰莹回忆自己撰写《女兵自传》的起因，是由于她的《从军日记》出版后，一些编刊物的朋友邀请她写写自己的经历，“后来林语堂先生在上海出版《宇宙风》、《人间世》，都是提倡小品文的权威刊物，陶亢德先生屡次来信催稿，我写了几篇寄去”。可见《女兵自传》最初是在陶亢德编辑的刊物连载的。据查，这一篇《当兵去》正载于陶亢德编辑、1936年5月16日出版的《宇宙风》第十七期上，其中谢冰莹再三反对别人“任意删改”她作品的两段文字分别如下：
他（引者按：指二哥）介绍我看××主义ABC，社会主义浅说，以及其他几本关于社会科学，革命理论方面的书，在我对于这些书发生了兴趣的时候，那个“影子”便在我的脑海里慢慢地淡了下来，我写文章的对象，也转了方向，因为住在乡间，和农民接近的机会很多，我开始描写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痛苦，在三哥主编的《通俗日报》上发表了。
我们五十个女同学，挤在一个车厢里，没有坐的地方，大家像逃荒的人一般，用箱子铺盖放在底下当做座位。原来这是间关马，装货的车厢，所以除了两扇铁门而外，连一个小窗户都没有，大家被黑暗笼罩得太难受了，于是就放开嗓子高声唱着：“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上的罪人！……”
如果以此核对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6月出版的《一个女兵的自传》（即《女兵自传》的最初版本），该段的文字与《宇宙风》的发表稿虽然略有出入，但唱国际歌和介绍看“××主义ABC，社会主义浅说”两个关键处，却是一字未改的。所以，阎纯德说他们在编《台港和海外华人女作家作品选》时对谢冰莹的《当兵去》一文“不会任意加进那种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语言”（见1984年8月7日致谢冰莹函），是完全可信的，而谢冰莹所激烈反对的所谓“任意删改”，其实正是她本人所为。
如果我们再仔细考察一下该书以后几个本子的有关文字，可以发现作者是一直有所修改的。1948年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女兵自传》时，她将上述两个关键处作了重要修改，前一处改为：“他给我看几本关于社会科学，革命理论方面的书。……”后一处改为：“……太难受了，于是就放开嗓子高声唱着歌。”
到了1980年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女兵自传》增订本时，这两处又分别改为“他开始给我看关于新文艺方面的书”和“于是就放开嗓子高声唱起歌来”。
当然，作者修改自己的作品是无可非议的，作者要求以自己的修订本作为选用的样本，也完全是正当的。然而作品一旦问世，就成了社会的存在，即使作者本人，也无法予以否认或抹煞，至于无视原作品的存在，而指责别人公然删改其作品，甚至扬言“可以请律师控告”（见谢冰莹1985年3月10日致徐靖函），就更令人莫名其妙了。
谢冰莹从反对封建婚姻走上革命道路，一向以敢说敢当闻名。她在1936年6月版《一个女兵的自传》的《写在前面》还写道：“我最佩服《邓肯自传》和《大地的女儿》，她们那种大胆的赤裸裸的描写，的确是珍贵的不可多得的写实工作。然而中国的环境比不上欧美，甚至连日本都不如，但我并不害怕。我照自己的胆量写下去，不怕社会的毁谤与攻击，我写我的，管他干什么呢？”然而后来她的思想起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自从离开祖国大陆以后，昔日的革命意志已逐渐消淡。更可悲的是，她对自己过去参加过左联和“闽变”的革命经历和革命业绩都讳莫若深，唯恐被别人知道，她在女兵时代的那种叱咤风云、敢说敢为的飒爽英姿已荡然无存。在这样一种思想状态之下，她反对在国内重版《女兵自传》，并且不顾事实，指责别人“任意删改”她的文章的做法，也就不难理解了。
因此，《女兵自传》的重版风波，源自于她本人的思想演变。我们花些笔墨廓清其真相，对于她的思想和作品的研究，也是不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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