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城的各大书店中，王府井新华书店、国林风书店、三联韬奋图书中心的漫画算是比较全的。仔细翻看，笔者发现做过漫画的出版社有西苑出版社、吉林摄影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等至少20家，他们推出的《漫画寓言》、“李昆武原汁漫画”系列、“漫画诸子百家”系列等，几乎没有印量超过1万册（套）的；而现代出版社的《摇摆涩女郎》、三联书店“蔡志忠中国古籍经典漫画系列”、辽宁教育出版社《照相本子》等台湾漫画的印量，动辄就是四五万册（套）并且多次印刷，古籍旋风、都市浪漫、成人绘本一浪高过一浪。《北京晚报》一度很叫好的漫画专刊《刺儿梅》停办快两年了，每年卖出两万册“中国年度最佳卡通”的漓江出版社也转而引进台湾四大漫画家之一敖幼祥的“成语漫画”（10本）了；所有这些，似乎都在向我们传递着两地漫画的一冷一热。我们绝不是惟畅销是举惟艺术必弃，也不是狭隘的地方主义，我们努力表达的是时刻不忘的行业反思、对坐井观天的摒弃和环视宇内奋起直追的勇气。漫画最终是给读者看的，我们首先不妨听听
在国林风书店，中国农业大学二年级的一位女生告诉记者，她看台湾的漫画比较多一点，喜欢的就是轻松幽默和精致的，不想把自己搞得很沉重。虽然深知传统老漫画中不少是解说成语、易经等，对提高传统文化素养很有帮助，但她就是提不起兴趣。武汉的一位漫画迷对故事性漫画情有独钟，甚至不无偏激地说：“内地基本上没有长篇的故事性漫画名作，如果内地人看长篇的名作，那都是日本或台湾的。”也有漫画迷在喜欢台湾游素兰的漫画时，对她稍显复杂的画面提出了批评，但仍然买回了第四版《火王》。
在众多漫画读者中，白领一族也是不可忽视的，他们的参与使“成人绘本”的新概念一跃而起。平时惜时如金的他们，也会在书店的漫画专柜前忙里偷闲地翻看，出手阔绰地买上一套“双响炮”、“醋溜族”或“涩女郎”，为的就是缓解高薪高职位带来的高压力。《摇摆涩女郎》里，朱德庸那些关于都市人情感的精妙对话都是白领女性想到了但没有说出口的，那位恃貌傲物的长发美女的矜持、自负看上去真是活灵活现。
虽然内地老漫画家们可能深居简出，但台湾漫画的大行其道依然为他们所关注，就像新漫画家的崛起为他们关注一样。老漫画家们的普遍态度是
华君武、方成、王复羊、丁聪，这些名字响彻了一个时代，以他们为代表的讽刺性的老漫画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但老漫画近年一定程度上的式微让他们也不得不静心思考。
常铁钧先生是《光明日报》的高级编辑，也是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副会长，是和老漫画家接触较多的中年漫画家。华君武先生不久前在和他的电话聊天里有如下态度：不能将老漫画和卡通漫画混为一谈，各有各的功能，谁也别想取代了谁，也取代不了；只要有人群，只要有矛盾的地方，就少不了老漫画（严肃漫画）。常铁钧先生对老漫画的困境也没有回避：姑且称传统漫画为严肃漫画吧，最初主要是配合政治宣传，以教育功能为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文化的多元化使人们不满足于简单的说教；当前人们的浮躁心态也是严肃漫画日益减少的原因之一；有些报纸的编辑急功近利，对严肃漫画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引导作用认识不够，乐于刊发那些过于卿卿我我、惯于调侃和甚至无理取闹的东西。
在对比台湾和内地漫画后，常铁钧先生还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内地严肃漫画绘画不够讲究、构思比较肤浅，他认为内地漫画要适应新形式，在幽默方式、绘画方式等方面进行调整。对畅销的台湾漫画，他也没有迷信，指出了台湾漫画的定势：人物必定是大眼睛、长头发、细身子。在他看来，蔡志忠只是创意好，把深奥的东西通俗化，单就绘画来讲并不比内地的一些漫画家强。
无独有偶，方成先生同华君武先生一样认为要分清漫画和卡通。7月5日，84岁高龄的方成先生接受了海口市经济技术学院客座教授的荣誉称号。在给师生做的漫画讲座中，方老高度评价了漫画区别于卡通的趣味性、谐趣性、语言功能，对漫画在摄影时代的命运表示了乐观——靠漫画争取读者在欧美、日本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谈到报刊漫画减少的原因，方老指出漫画人才跟不上是一个主要原因，好的漫画家需要多方面素养，尤其是人文素养的准备。
不管老漫画家创造了怎样辉煌的过去，他们的一个重要使命还是提携后进，“长江后浪推前浪”也应是他们乐意看到的。记者因此把探询漫画现状的目光投向了姚非拉、聂峻、蒋健玮、杨颖红这些漫画画坛“八九点钟的太阳”。他们表示
记者的采访电话在京沪两地穿梭，让人尴尬的是几乎所有的新漫画画家都认为将他们的漫画和畅销的台湾漫画对比是不合适的，他们斩钉截铁的声音“我们的漫画和台湾的漫画不一样”，透露着强烈的自信。这些不一样主要表现在，朱德庸、蔡志忠的漫画多是带有生活哲理的四格漫画，更受到成人的关注；内地新漫画以叙述故事为主，借鉴了电影的分镜头手法。新漫画家让人感佩的自信提醒记者不能惟畅销是举，但多一些比较总不是坏事。综合新漫画代表人物的观点，还是能找到一些共识的。
新漫画家们最深刻的感触是，漫画缺乏产业化的运作。聂峻说，国内没有一个专门的组织帮助漫画家。国外的专业化程度很高，比如日本，就有一个专业组织，漫画家只是负责他分内的事，其他如编剧等都不用他管；在国内，这些全由漫画家自己负责，有限的精力就分散了。蒋健玮小姐补充说，日本的公司（杂志社）如小学馆捧一些漫画家，有专门的责任编辑调查市场，加入流行元素。漫画热销后，又赶紧出动画片和游戏等。台湾漫画登陆内地，也是很产业化，又是广告宣传又是签名售书。开发漫画的周边产品目前在内地还显得困难。
读者对漫画的了解还不是很全面，这和新漫画还处于成长期互为因果。漫画圈内有一个说法“在系统内”，说的是文化产业都有一个自己的“系统”，只有在媒体、相关机构的关注下才能迅速发展。一个时期以来，新漫画家有名也只是在圈内。让蒋健玮高兴的是，7月底在上海金茂大厦举行的国际卡通动漫展充分体现了政府现在对漫画的认可和重视。随后，《北京卡通》举办的“第五届北京漫画大会”和在北京电影学院举行的“第五届亚洲漫画展”吸引了越来越多漫画爱好者的目光。新漫画的领军人物姚非拉回忆了新漫画十年史上颇为重要的1998年：那年，他和聂峻第一次尝试签约；国家美术馆破天荒地举行了“中国漫画原作展”，漫画第一次登上了大雅之堂，参观人数创下了国家美术馆建馆以来的第三；《北京卡通》首次举办“北京漫画大会”。
漫画评论在内地也比较缺乏。据记者了解，在台湾，洪德麟从1982年就开始写《台湾漫画四十年初探》专栏。杨颖红是少女漫画的代表性人物，在她经常投稿的《卡通王》等杂志上，漫画评论只是略微提一下，或者拿出某一期专门评论，而且大多也是关于日本、台湾漫画的。
在记者的采访中，感受相当深的是新老漫画家之间的“代沟”。造成误解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中国特色”问题上的巨大分歧。一位新漫画家诉苦：“我们不是从来不和老漫画家往来，是没有机会。他们觉得自己蛮艺术的，嫌我们过于模仿、太商业化。”这位新漫画家并不认为国画就代表中国特色，古装无法表现她追求的时尚感。另一位新漫画画家态度更鲜明：“有无误解并不重要，我们需要的不是学术上的承认，而是制度承认（法律认可漫画）和市场认可。有这些就足够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术上的承认有时有一定的反动意义。漫画本来就是给人民群众看的，应该服务于大众，不能像中国电影那样老为了得奖。读者掏钱买漫画，就是在投票，我反感在学术上谈漫画！”有业内人士认为，老漫画家觉得一些新漫画画家目中无人，对老漫画有过的成就完全排斥，这也是隔膜的诱因之一。对于老漫画家在模仿问题上的批评，也有新漫画画家如聂峻等表示接受。
在经历起步阶段必要的模仿后，创新和特色成为新漫画家的自觉追求。让他们忧虑的是，目前一些出版社没有长线投资的实力和魄力，为了一时的利润大幅投资给模仿日本、台湾风格的漫画家。聂峻在日本、台湾漫画之外还关注着欧洲漫画。他解读朱德庸、蔡志忠们的成功，根本上还是有自己的特色，这是日本漫画家都佩服的。
在漫画作者和读者之间，出版社是一道桥梁，编辑们追捧台湾漫画也有自己的理由。他们说
漓江出版社的韦丹意编辑做内地漫画感受最深的两点是，连续性的漫画不够，定位局限在学生。辽宁教育出版社曾和三联书店在“争夺”几米的绘本上分庭抗礼并颇有盈利，该社的张国标编辑谈起两地漫画如数家珍：内地漫画目前缺乏有市场号召力的形象，稍稍有名气的丁丁、三毛都是解放前就有的。台湾在内地畅销的三大漫画家对都市题材把握得很贴切，内地漫画家对时代的把握还不够；传统漫画是黑白的，顶多双色，绘本却是四色的，几米很细致，甚至用工笔画树。在辽教的几米绘本大红大紫之后，也有内地漫画家主动和该社联系出书事宜，但创新性不够、读者定位太宽泛都让张先生不满意。资本有它固有的属性，即使辽教不引进台湾漫画，市场空档仍然会为别的出版社填补。张先生最后归结了三点：漫画要从读者出发，要有好的题材，要有有效的市场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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