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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伊米鲁·凯尔蒂斯（Imre Kertesz，美联社在他获奖当天的通稿中，专门标出了这位匈牙利犹太作家姓名的准确读音）给了世界一个不大不小的意外，在10月10日的评奖结果公布前，西方舆论普遍看好小说家菲利普·罗斯等美国作家。也许人们认为，诺奖评委们应该给遭受了去年9／11劫难的美国以某种抚慰，而且，距离上一位美国人获奖（托妮·莫里森，1993），也已有九年的时间了。
凯尔蒂斯虽也在候选人之列，但这份名单上还有萨尔曼·拉什迪、米兰·昆德拉、约翰·厄普代克等名家，所以直到获奖前，凯尔蒂斯始终未能引起太多注意。特别是英语世界的读者，对他所知更少。评奖结果公布当晚，我在《纽约时报》、《纽约书评》、《泰晤士报》、《卫报》等大报网站数年的资料库中，寻找有关凯氏的文章评论，竟无片言可获，足见英语国家对它的陌生。另有两位凯尔蒂斯，一为流亡伦敦的指挥家，一为杰出的摄影家，显然比作家凯尔蒂斯更为知名。
凯尔蒂斯的作品在国外多以德法两种文字出版，而英文译本仅有两种：《命运无常》（Fateless）和《为未出生的孩子祈祷》（Kaddish for a Child not Born），由一家大学出版社分别印行于1992和1997年，印数不多，销售缓慢，反响自然也属平平。
众所周知，文学奖及和平奖是诺贝尔诸奖项中主观性最强的两种，也多被指有政治取向。不可否认的是，如今文学成就已非评奖的唯一标准，凯尔蒂斯此番的得奖理由是其作品深刻反映了“脆弱的个人力抗历史上残暴专横政权的经历”，以其个人经历和作品的主题而言，这一评价当属恰如其分。
凯尔蒂斯少年时的遭遇，会令中国读者联想起我们熟悉的小萝卜头的故事。他14岁那年，先后被囚于臭名昭著的奥斯威辛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内，这段为期一年的恐怖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一生及文学创作。凯尔蒂斯说过：“每次构思新小说，我总会想到奥斯威辛。”
《纽约时报》10月12日发表了西恩·罗森鲍姆（Thane Rosenbaum——一个典型的犹太姓氏）的一篇评论，题为《幸存的幸存者》。这前后两个“幸存”自有其深意，一层含义是指从集中营和大屠杀中幸存，另一层含义，则是指幸存后的幸存——在集中营的幸存者中，后来成为作家，并取得相当文学成就的，并不独有凯尔蒂斯一人，意大利作家普里莫·列维（Primo Levi）、生于乌克兰的法国作家保尔·策兰（Paul Celan）都曾享有很高的声誉，但和另外一些幸存者作家一样，列维和策兰最终都选择了自杀之路，凯尔蒂斯几乎是唯一一个全身活到今日的幸存者作家，也是唯一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幸存者作家。
罗森鲍姆因此指出，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予凯尔蒂斯，并非全然是对他个人的奖励，而更应被视为对一项“集体成就”的褒扬。这一“集体成就”的创造者，当属那些有着相同遭遇，来自多个国家的幸存者作家。关于这一点，我想，凯尔蒂斯也应该会在今年12月颁奖典礼的演讲中提及。
匈牙利历史上与德语国家有很深的渊源，凯尔蒂斯在战后多年也一直从事德语翻译工作，其日后的文学创作从中获益良多——尼采、霍夫曼斯塔尔、施尼茨勒、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等，40岁以后才写出第一部小说。德国——这个曾经几乎将他毁掉的国家，现在给了他很高的礼遇：凯尔蒂斯现在是德国先进研究院的研究员，以德语出版的他的作品也是海外最多的。
现在我们暂时还无法完整读到凯尔蒂斯的作品，但在他获奖后，《纽约时报》网站刊出了他小说的短章节选（译文附后），由此并经由陆续发表的一些严肃的评论，我们多少可以了解一些凯尔蒂斯及其作品的真实样貌。
《命运无常》是凯尔蒂斯的首部小说，最早出版于1975年，主人公是一个名叫科维斯（Koves）的少年，他被纳粹捕获，关进了集中营。但他适应（如果不说是屈服的话）了这个严苛的生存环境并最终得以幸存。在集中营内，科维斯感受不到幸福，但也没觉得集中营的现实生活有什么不可忍受的地方——他是个孩子，他以孩子的目光去看待周围的世界，以孩子的想法去接受（而不是理解）生活的现实。对他来说，在集中营这个地方发生的大事小情本该如此——也许生来便是如此，既无什么反常之处，也并不特别令人忧虑，甚至有时还能给孩子带来片刻的欢愉。这样的描写，比起直接展示如山的尸骨，更令我们感到不安。这样的将恐惧隐于日常的描写，也许只有凯尔蒂斯这样的亲身经历者才能实现。假如是他将我们带入那个万般恐怖的死地，那么他不是让我们去参观，而是像科维斯那样住下来，和瘦弱的囚徒们一同生活。
对一个孩子来说，有过这样的经历，又该是何其深入骨髓的恐惧呢？国内的电视台正在放一部名为《小萝卜头》的电视剧，我五岁的女儿对小主人公童话般的名字发生了莫大的兴趣，我却无论如何不想让她过早知道那个故事。不管电视剧拍得何等曼妙凄楚，对我而言，那都是我所知道的最恐怖的故事。
几年前得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所述也是一个关在纳粹集中营内的孩子的故事，父亲为了不使儿子因为看清集中营的罪恶而失去了对美好生活的信念，不惜对他撒谎说，所有这一切不过是一场大型游戏，无论囚犯还是纳粹军官，人人都在扮演分配给自己的角色。不过，影片上映后引起了不少犹太人团体的抗议，认为该片美化、甚至消解了大屠杀的罪恶。值得注意的是，凯尔蒂斯曾于《耶鲁批评月刊》（Yale Journal of Criticism）上撰文，称赞这部电影。
恐怕很难统计纳粹横行期间有过多少相同遭遇的孩子，在《为未出生的孩子祈祷》中，凯尔蒂斯笔下的主人公“在一个容许奥斯威辛集中营存在的世界”里，选择了拒绝生育。
《为未出生的孩子祈祷》于1990年首版于匈牙利，两年后在德国出版，1997年出版了威尔逊英译本。在书中，凯尔蒂斯继续重述童年经历给他一生带来的灰色印象，但其中包含了更多的哲学思考。书中的叙述者同样是集中营的幸存者，但已是一个人到中年的作家和文学翻译家（与凯尔蒂斯的身份相符）。他在书中说道：“我们不能从无意义之处寻找意义：这个世纪，这个永久的行刑场，再次准备好了集体杀戮，每十人要杀掉一人，而我不过恰好是这行列中的第十人罢了——这是他最后的遗言，当然，经过了我的整理。”
在某处作家疗养院里，这位作家向他的朋友——一位哲学教授，解释为什么在经历了集中营生活和大屠杀之后，他决定不再生育的原因。他谈及自己失败的婚姻，前妻现在的新家和儿女，他不成功的事业，以及他的犹太人身份。意识流的独白，多种主题交错行进，使这部不足百页的小说充满了丰富的含义。这一点，从我们目前能看到的这部小说的片断中可窥一斑。
60年后的今天，奥斯威辛的阴影仍然没有尽散，集体疯狂和大规模死亡的事例也仍未完全告别我们的世界。而且，即便没有了高墙、电网和焚尸炉，思想的集中营仍然威胁着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但愿我们早日挥手与恶作别。
最后，希望经由国内出版人和翻译家的努力，使凯尔蒂斯的作品中译能够早日与读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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