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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历史博物馆，中国博物馆黄金时代的起点 |
十·一期间，福建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等一些新建的大型博物馆开馆，首都博物馆也以投资12亿的规模开始建设。中国博物馆正以其全新的形象吸引人们的目光。十余年间，投资过亿的博物馆不下十处，中国到底需要多少大型的博物馆？博物馆在现代化的城市中应该和可能承担什么功能？博物馆应该建成什么样？ 从陕西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大型的现代化新馆建设开始，中国的博物馆迎来了悄然而至的一场革命：“九五”期间中国新建了12个大型博物馆；“十五”期间将有30家包括国家博物馆及省市级博物馆在内的新博物馆开工建设；有11家大型博物馆将进行改扩建。不仅仅是数量令人欣喜，与世界博物馆发展趋势同步，中国的博物馆承担了城市的文化功能，成为新的城市文化中心。中国博物馆的黄金时代到来了。
中国有2000多座博物馆，百年来中国博物馆从无到有，2000座的数量足以令博物馆人自豪。但对建筑界来说，博物馆建筑实在是个小行业，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的高潮中，有无数的宾馆、饭店、办公楼、商场要建设，博物馆建筑的数量显得微不足道。中国从来没有培养过博物馆建筑师，博物馆建筑在建筑专业教科书中甚至没有明确的位置，一直混同在博览建筑中眉目不清。博物馆界学者对建筑也鲜有研究。博物馆建筑被作为普通的基建工程处理，博物馆人很少能够参与。当一个新的博物馆立项时，建筑界与博物馆界才开始遭遇，双边会谈是短兵相接式的，速战速决，没有时间讨论。于是有了越来越多的新馆，也有了越来越多的问题。
就像是一场不期而至的邂逅，心理准备、知识准备、理论准备是如此不足，于是中国的博物馆建筑在努力地工作着，快乐地犯错误。
国际建筑界有这样一种说法：设计一座博物馆是每一位建筑师的梦想。因为博物馆建筑具有经典性、纪念性和永久性特征，往往成为建筑大师的代表作。除了学校、体育中心、政府办公楼和宗教建筑，还没有其他的建筑类型在象征性和重要性上能与博物馆相提并论。“建筑设计中的流线、照明、装置和空间品质都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体验建筑，更好地欣赏艺术作品。”《世界建筑》杂志2001年第七期专门探讨了国外艺术类博物馆的建筑设计。建筑师追求的是让人们首先体验建筑的艺术，然后进入艺术的建筑中更好地欣赏艺术品。在文化座标的意义上，博物馆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被认为是最好的博物馆建筑之一，许多观众到这里，不是看陈列展览，而是看建筑。）
在《中国文物报》及《文物天地》杂志近期举行的博物馆建筑问题小型座谈会上，我们听到了来自博物馆界学者包括建筑界学者的不同声音，他们认为建筑界对博物馆建筑掉以轻心，简单地追求外在的形式美而忽略博物馆建筑的特殊性。他们还提出了更尖锐的问题：博物馆建筑到底应该是个人的标志性建筑还是城市的标志性建筑？
建筑的美是不可抗拒的，表现形式却有多种可能性。所以我们才会如此长久地讨论建筑的民族性与现代化问题。也因为如此，西方建筑对形式的探讨无穷无尽，各种主义轮番登场，对世界博物馆建筑也包括中国博物馆建筑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
在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中，有成熟的文化，有成熟的建筑模式与审美趣味，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中国建筑的民族情结困扰了建筑界近百年，从西方建筑传入中国开始，中国的建筑师就徘徊在现实与传统之间，时而东风，时而西风，困惑不已。
国外的情况也是如此。博物馆建筑先后经历了由古典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转变，期间还阶段性地受到后现代主义、新古典主义、解构主义的影响，每种思潮都留下了堪称经典的作品。（奥赛博物馆 许多现代建筑师认为古典主义的那些华丽的装璜分散了人们对艺术品的注意力，转而追求简洁平实。也有例外，G.奥伦蒂设计的后现代主义风格的华丽繁缛的奥赛博物馆，获得了建筑界及公众的认可，成为又一种经典。）
清华大学教授陈志华在其学术随笔《北窗杂记》中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审美趣味，贯穿在美术、工艺、戏剧、服装和建筑中，彼此谐调。“檐牙翻飞，彩绘金碧辉煌的中国古建筑与锣鼓喧天的京剧、蟒袍玉带、绣花鞋、绿呢大轿是成龙配套的。”他反对新建筑一味地仿古。经典的建筑应该是创新的建筑，是最能体现时代风貌的，是适应新功能、新工业技术、新经济条件和新的审美趣味的。古今中外，所有的优秀建筑，都是在当时有较大创新的。
1978年的蓬皮杜艺术中心的突破性设计让人不知所措，但它被公众接受了，第一周的参观人数超过2万，周日达到4万人（蓬皮杜艺术中心）。另一个在博物馆建筑界引起轩然大波的事件是法国卢浮宫的扩建。贝聿铭在古老的卢浮宫的拿破仑庭院中建造了一座玻璃金字塔。在法国引起地震般的争议，但最后人们称赞“卢浮宫院内飞来了一颗巨大的宝石。”不仅仅是其现代艺术风格的成功，玻璃金字塔还在运用现代科技方面进行了独特尝试（卢浮宫扩建工程）。
中国的博物馆建筑也有一些成功之作。三四十年代，当时的中国政府曾提倡民族建筑，南京博物院是其代表（南京博物院 30－40年代的建筑，主建筑人文馆入口大厅为仿辽式大殿，外观仿蓟县独乐寺山门，柱子做法参照宋代法式）。建国初期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对民族形式作了有益的探索（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1959年建成，张开济设计，南北阔146米，东西深313米。其构思的精妙处在于中部100米的大空廊及内院式的布局：北院为革命博物馆，南院是历史博物馆。博物馆与人民大会堂形成对景，大空廊的设计，使其在尺度、轮廓上与大会堂基本一致。空廊对大会堂的实廊，以轻巧欢快对大会堂的庄严沉雄，即和谐又各有特色。空廊寓意“胜利之门”。中国传统的内院式布局解决了参观流线、交通、陈列、采光等一系列功能问题。廊柱与内院的结合是中西合璧的。）（历史博物馆的改扩建方案）。1992年张锦秋设计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因其在古城西安，形式上借鉴中国传统宫殿建筑尤其是唐代建筑风格，以体现大唐风尚。（陕西历史博物馆 中国博物馆黄金时代的起点。1991年建成，投资1.44亿。采用现代的空调、电气、防灾、防盗及计算机管理系统。形式上借鉴中国传统宫殿建筑的中轴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四隅崇楼的构图。设计思想由对单纯的收藏、展出的关注拓展到对这一文化场所的整体考虑。作为西安古城的标志性建筑，它成功地吸收了唐代建筑雍容豪放的气度、浑厚质朴的韵味，扬弃了宫殿建筑的浓丽色彩，以黑、白、灰、茶色为基本色调，典雅明朗，实现了艺术形式与现代化功能的统一。被视为“新唐风”建筑的代表作。）齐康设计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在现代风格探索方面取得成功。馆址选在当年日军屠杀中国同胞的13个集体屠杀场之一，纪念馆即取“纪念性大墓地”的立意。大片的鹅卵石铺地，寸草不生，几颗枯树兀立，半地下的遗骨陈列室为棺椁造型，强烈地表达出“死的悲愤”的主题（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主体雕塑）。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中心位于戈壁沙漠，与莫高窟遥遥相望，为了不破坏大漠意境，日本建筑师三栖邦博、浜田明彦将建筑大部分埋入沙漠，与环境融为一体，而且在这种气候条件不好的地区，地下空间具有良好的封闭及节能效果（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中心）。
平庸之作也很多，博物馆建筑似乎成了浅薄的象征主义的最佳土壤，每一个建筑师都津津乐道其设计的象征性。但博物馆人对此并不领情，他们认为对文化的追求不应仅仅体现在对所展示的文化的简单模拟上。上海博物馆（主体建筑图）、河南博物院（河南省博物院 占地10余万平方米，展厅面积1万余平方米，耗资3亿，整体建筑九座，取传统中心对称布局，有九鼎定中原的寓意。院区内错落的园林簇拥着九座建筑，主体建筑高45.5米，采用锥体大平面造型。）、宝鸡博物馆等都是仿古器物造型。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吕济民说：“我曾参加上海烟草博物馆建筑方案的论证，十个方案，没有一个离开烟及烟具（烟草、烟缸、烟斗等）的造型。”为多家博物馆做过陈列设计的樊一先生说：“建筑界对博物馆的定位不准确，博物馆建筑决不是某种器物的放大。”陕西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馆长吴永琪说：“建筑象个文物才像个博物馆？有创造性才是最可取的。”
博物馆建筑有独特的语言，这是由博物馆的性质决定的。但博物馆建筑的特殊性常常在建筑立项、设计、施工阶段被忽视，因为我国的博物馆建设一般是按常规的基建工程模式操作，博物馆人往往没有发言权。卢浮宫的改扩建令中国博物馆人羡慕不已：法国政府广泛征求设计方案，最后由密特朗总统出面，邀请世界上15个著名的博物馆馆长对应征方案遴选，有13票投给了华裔设计师。尽管这一方案争议很大，还是被采纳了。中国象上海博物馆建设中始终有博物馆人参与的情况很少。博物馆建筑的语言变成建筑师的一家之言，才会出现建筑获奖而博物馆人怨声载道的奇特现象。
世纪末与世纪初，说法总是很多，除荒诞不经的外，大多令人振奋。近来，各种语言都有这样的表述：“在当今时代，博物馆正扮演着与过去神庙相类似的社会功能。无形中承担城市的一部分文化功能。”“21世纪，博物馆会成为新的文化中心”等等，博物馆的黄金时代，当然不仅仅是数量的增长，博物馆社会功能的有效发挥及扩展，也是题中之义。
博物馆的三大功能是收藏保管、科学研究、传播教育。近年来，其中心功能开始由收藏保管向教育传播转移。随着人们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其参与各种活动的文化品味和知识含量也越来越高，博物馆更能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世界范围的旅游热、收藏热也将更多的人带到了博物馆。为适应其中心功能向社会教育的转化，在传统模式之外，一些博物馆需要增加会议、图书甚至餐饮、商业、娱乐等服务设施，使其成为文化综合体。
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通史陈列曾经需要观众花6小时的时间才能看完，没有坐椅，没有饮料，没有赏心悦目的环境……，因此正在改造。上海博物馆的管理在业界深得好评，有明亮的玻璃，有柔和的灯光，有舒适的环境……（上海博物馆青铜馆）。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博物馆观念的变化。
博物馆从藏宝盒到城市广场，从贵族化到平民化，用了200年的时间。早期的博物馆建筑多为宫殿或贵族府邸，如1591年意大利美第奇家族的乌菲齐博物馆（意大利乌菲奇博物馆）、1753年大英博物馆的蒙塔古大厦、1793年的法国的卢浮宫等。其内部设计往往分为许多小房间，营造贵族化的沙龙气氛。观众是贵族和社会名流等少数人，普通百姓想进入博物馆参观，需要提前填写申请表，甚至要经过专业委员会的调查。它不是服务大众的，是为少数文化精英准备的。现代意义的博物馆是公共财产，参观群体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需要采用开放式的大空间。博物馆不再具有神圣的意义，成为人们日常活动的场所，更类似城市广场和市民活动中心，成为人们文化休闲场所。（巴塞罗那现代艺术博物馆，被视为最好的艺术博物馆建筑。）
作为城市新的文化中心，博物馆的选址变得更为重要。建国初，中国最重要的博物馆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就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近年新建的一些大博物馆位于城市的中心地带，交通便利，人口集中，有许多有利条件。但其代价是环境嘈杂，为取得参观所需的安静氛围，只能采取相应的隔离措施。而且建筑用地相对较少，难以为观众提供优美的室外环境。上海博物馆建在城市中心，只能向地下发展，将库房、办公区都放在地下。上海鲁迅纪念馆座落在虹口公园，福建博物馆座落在福州西湖，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位于杭州西湖，这样的位于城市公园的博物馆具有得天独厚的环境，是博物馆选址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可惜各城市资源有限，难以推广。一些位于郊区、交通不便的博物馆，先天不足，很难承担文化中心的功能，四川省博物馆的馆址之争就很说明问题。除了博物馆自身的因素外，决定博物馆选址的还有经济因素，当地政府对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的关系的认识更直接地决定了博物馆的位置。
因为博物馆功能的转变，相应的在位置选择、建筑设计、技术手段、陈列方式等方面都要求有深刻的变化。需要交通便利、远离污染源、环境优美；需要为观众设计安静的、空气清新的、自然轻松的展示空间；需要为观众提供不易疲劳的符合人类工程学的展线走向及长度；需要为观众设计符合现代教育心理的陈列方式及优美和谐的视觉环境；需要为观众提供休息和补充体力的场所等等。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博物馆的观念必须进行根本性的转变。
有人将鞋与脚的关系比为婚姻，有人将博物馆建筑与功能的关系也作此比喻，无奈之情是同样的，舒服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建筑形式与功能似乎从来就是一对冤家，尤其是技术上的进展带来更多的形式上的可能性时，矛盾就更加突出了。
正如建筑界无人专门研究博物馆建筑理论一样，博物馆界学者也鲜有人研究博物馆建筑。记者见到秦俑馆馆长吴永琪，发现他竟对这一问题大有研究，颇有些意外惊喜。他将中国博物馆建筑分为三期，并主要考虑每一时期对博物馆建筑与功能问题的处理。他说：“早期是没收公产，宫殿、庙宇、祠堂等，利用旧建筑，谈不上对功能的考虑。第二期是50年代到文革，建了一批苏联模式的博物馆，如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大展厅，小库房，不符合博物馆的功能需要。第三期是90年代以来，以陕西历史博物馆为标志，新建了一批规模较大的博物馆，比以前有进步的是对博物馆的功能有了更多的考虑。”他认为博物馆建筑最重要的是功能，其次是与周围环境的协调。新建的博物馆如果解决了这两点，就是好的博物馆。
建筑营造得不合理，不仅会妨碍博物馆活动的开展，而且还会使展品、藏品蒙受损害，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专门从事博物馆陈列设计制作的徐征野说：“建筑师重视空间结构及平面布局，不重视内部结构，中心柱，小空间，硬墙太多，影响陈列设计。”一般人买了房子，总还可以自己进行内部装修，有些交钥匙工程，连百姓的这点儿自由与乐趣也没有了。高度、开间、布线、采光……，到处是无可奈何。就像一个旅人住进设施齐备的宾馆，但却没有家的感觉。
一些博物馆建筑概念化的设计，观众无法体会，因此造成空间的浪费更使博物馆人心痛。河南博物院的九鼎定中原的“中原之气”只有在空中才能体会，郑州博物馆的“天圆地方”使每一个陈列室都是一个三角一个圆弧，中间光线最好的空间被大量浪费。
原因是多方面的：没有博物馆建筑的理论、缺乏实践、不了解国际博物馆建筑动态、短期行为、交钥匙工程等等。但核心问题只有一个：建筑第一还是功能第一？
中国的博物馆建筑没有专门人才，更没有理论探讨，这是博物馆建筑文化发展的致命伤。一些建筑停留在对世界潮流的片段把握及模仿上。建筑专家王成将一些人对国外博物馆的研究介绍称为盲人摸象。他们往往对世界博物馆建筑的动态缺乏全面整体的了解，引进了一些过时的、非主流的东西。其实，不仅仅是博物馆建筑，中国建筑界的理论研究也十分匮乏，建筑业是以实际操作为主的行业，没有人肯静下来花大气力作理论探讨。因此出现楼房越盖越多，文章却越来越少，没有理想的学术氛围，就缺少发展与创新的活力。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把现代化等同于封闭性展厅，这种被称为“黑暗展厅”的设计在国外只风行了10年，70年代以后已经很少采用，我国新建博物馆却将其作为现代化的标志而大量采用。李大钊纪念馆本来有天窗采光，但领导审查时，临时将天窗挡上，令人哭笑不得。
好消息还是有的，敦煌莫高窟研究中心陈列馆、宁波市博物馆的建筑设计得到博物馆界的认可。日本的建筑师在敦煌呆了两年，对当地的自然及人文环境都有了很好的把握。宁波市博物馆的建筑师也对当地的历史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后，才进行设计。运河博物馆在建筑设计前先进行陈列设计，或许会为博物馆界与建筑界之间创造合作的典范。
在博物馆建设新的高潮到来之际，重拾传统与新建理论都是办法，但要有人去做。专家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其他思路，如博物馆人全程参与新馆建设、加强博物馆与建筑界的沟通、对新馆建设进行专业评估等等。不少专家建议，正如许多行业有自己的建筑设计院一样，国家文物局应当成立中国博物馆建筑设计研究组织。另有专家认为从长远的发展考虑，应制定颁布博物馆建筑法。
现在已经不大会有一个大型博物馆建筑竟没有设计库房这样的悲剧，但会有新的问题，尤其是未来的几年间，数十个投资上亿元的新馆开工建设，作为永久性建筑，一定要慎之又慎。（半坡博物馆改建方案）
这是博物馆的黄金时代，大家都在快乐地工作。需要努力的，是找到办法，少犯错误。
“九五”期间新建的大型博物馆：
中国科技馆（二期工程），中国现代文学馆、上海博物馆、河南博物院、江西省博物馆、西藏博物馆、青海省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陈列楼）、大连自然博物馆、天津自然博物馆（陈列楼）、青岛市博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院等大型博物馆。
“十五”期间正在建设和准备筹建的重要博物馆：
国家博物馆、国家中医药博物馆、中国财政博物馆、电影博物馆、汽车博物馆、铁道博物馆，鞋文化博物馆、测绘博物馆、印钞造币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天津博物馆、山西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福建省博物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四川省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贵州省博物馆、宁夏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屯垦博物馆（石河子市）、宁波市博物馆、深圳市博物馆、厦门市博物馆、成都市博物馆、内蒙古民族博物馆（通辽市）、温州市博物馆、东莞市博物馆、绵阳市博物馆等。
“十五”期间准备改造、扩建、完善功能的博物馆：
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地质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杭州）、中国煤炭博物馆（太原）、北京自然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新疆自治区博物馆、河北省博物馆，西安半坡博物馆、延边自治州博物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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