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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中，作为源头出现的先秦两汉无疑给了我们太多的惊喜。孔子的执着追求，孟子的仁爱之心，老子的玄妙思索，庄子的逍遥放旷，《诗经》的单纯质朴，《楚辞》的炽烈浓郁，乐府的清新刚健……这一切，早已汇成中国文化的独特霞光。正如赵敏俐教授所说：“要想理解中国文化，必须研究先秦两汉。”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1985年，而立之年的赵敏俐考入东北师范大学，师从于我国著名的社会科学家、文学史研究专家杨公骥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开始了他在这一领域的不懈追求。
我国的文化是文学、史学、哲学高度融合的文化，先秦两汉文化更是如此。而在诸多的文化形式之中，最为纯粹的文学样式首推诗歌。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是中国文学中最有生命力、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体裁，也是中国文化中的核心要素，可以说，它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学思想与审美思潮。出于对诗的喜爱，在先秦两汉文学中，赵敏俐在《诗经》和汉诗的研究上下了更多的工夫。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使他既能“海纳百川”，博取众家之长；又能大胆质疑，不避一家之言。针对学术界大多认为“魏晋诗歌是中国中古诗歌的开始”的观点，赵敏俐经过反复推敲，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汉代诗歌是中国上古诗歌的结束，中古诗歌的开始。它为中古以后的文化精神开启了新的类型。这不仅是因为秦汉时期的历史变革使中国文化正式进入封建地主制时期，更主要的是缘于汉诗自身的文化特性。首先，从创作的内容看，汉诗开始表现封建地主制社会的生活内容，这与先秦时期的贵族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其次，从创作的主体看，受地主制社会制度的影响，到汉代开始形成读书仕进的新的阶层——文人阶层，真正出现了纯粹的文人和文人诗，从此成为中国诗歌创作的主体和领导中国诗歌发展的主流。最后，从创作的形式看，五、七言和乐府体在汉代已基本成型，后来的诗歌创作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完善的。他的这种观点在学术界已引起了广泛的重视，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和支持。
多年的学海泛舟，使赵敏俐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现任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任。出版学术专著有《两汉诗歌研究》、《汉代诗歌史论》、《文学传统与中国文化》、《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与人合著）、《先秦君子风范》，与人合编《先秦大文学史》、《两汉大文学史》等，并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先后荣获国家级和省部级教学科研成果奖多项，并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面对成绩，赵敏俐始终谦和自省，这让人不禁联想起他在《先秦君子风范》中引用的一段话，“悠悠往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或许，这“抱朴含真”的君子风范正是他自己追求的理想境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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