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华文化主体形态之一的儒学思想，自中外文明相遇碰撞之时，便与异域作家（包括思想家）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7世纪后期到19世纪，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儒学曾一度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成为某种精神力量，在政治文化史上和中外文化传递与交流中，担当过重要角色。这一个时期，一些大作家、思想巨子，从17世纪笛卡尔开始，到18世纪的莱布尼茨、沃尔夫、魁奈、伏尔泰、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到18世纪末至19世纪前期的歌德、席勒、列夫·托尔斯泰、爱默生和梭罗；从德川幕府时期的知识精英到“明治维新”时期中的日本思想家……虽然他们各处不同的国度和时代，代表着不同的思想流派和文明理想，但都不约而同地对中国的儒学思想倾注过热情。总之，所有这些作家和思想家在他们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或文学大厦时，都曾经情不自禁地把目光投向儒家思想文化，寻觅过它的宗师孔夫子，他们或借助儒家祖师的人格魅力，或师从儒教思想的教诲，或追随儒学精神的信守，创造出自己的思想、文化和艺术，表明儒学思想确实对他们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和研究。
从哲学层面看，如果说，18、19世纪外国作家之于中国文化，主要体现在接受者热衷于儒家思想的采撷，那么，19世纪末至20世纪的异域作家则更多的表现了对中国道家哲学乃至佛家智慧的青睐。这种格局既为施与者和接受者自身特点所决定，又为文化传递中的外在因素所制约。一如西方作家接受儒家文化主要仰仗传教士的媒介，他们开始接触道家和佛教文化也是凭借传教士的介绍而实现的。中国道、佛的西传差不多与儒家学说同时并进，但是传教士的亲儒排佛的政策，不能不影响西人的接受取舍。由于儒家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是“治国理政”的道德文化、伦理文化、政治文化，加之它的理性精神，这就成为18世纪欧洲作家批判神学、张扬理性的战旗，与资产阶级推翻中世纪封建神权统治，确立资产阶级秩序的政治需求相适应。于是，西渐的儒学便适逢其会，成为那时代的作家和思想家借用的精神力量。而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时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接受者的需求和取舍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西方科技的高速发展、政治乌托邦的崩溃和道德失信所造成的精神真空，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所带来的深重劫难和心灵创伤，使得以获取一种稳定、和平与持久的宁静为旨归的生存期盼，成为这一时期西方人所共有的心理指向。他们把老庄学说和佛家思想作为人类至高智慧的榜样加以崇奉、追随，藉此来疗治西方社会弊病和人类内心创痛，来补救、抚慰西方人的精神缺失和心灵饥渴，从而来滋养自己的性灵，营造自己的艺术，重建起人类新的精神家园。可见，包括佛家智慧在内的中国哲学精神对这一时期西方作家的冲击和影响，乃至对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和影响，显然也是不争的事实。
外国作家钟情于中国哲学精神的探询，不是去追寻古老中国已经淡逝的文明传统，而是对中国文化的更新和利用。他们热衷中国精神的追求，其内驱力就在于自身的需要，或民族的需要。我们在考察外国作家接受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时发现到，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表现了这种实用主义的取向。18世纪启蒙作家热心儒学的接纳，是为了建构自己的思想学说，寻求鞭笞旧欧洲的巨杖。孟德斯鸠关注中国思想，着眼点立于他自己的政治构想；伏尔泰崇尚儒家学说，是要和天主教教义相对抗；莱布尼兹吸收中国文化，是为了实现其“宏图大略”：在西方建立一个充满道德之善的和谐的世界秩序。这种政治实用的企图是显而易见的，其目的都是为推动本民族的发展。与此相关联的，中国思想在这一个时期极大地激发了西方作家新的灵感和想象力，成了他们文学创作上的一个精神源泉。但他们在文学创造上接受中国思想，其政治实用的目的也是明显的：他们或假托东方人出游西方，以亚洲人（中国人）的眼光来观察西方社会，批判欧洲文明的腐败现象，著名的如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伏尔泰的《中国人、印度人及鞑靼人的信札》、哥尔斯密的《中国人信札》等；或提取中国思想素材，借东方佳酿，浇胸中块垒，如伏尔泰的哲理小说《查第格》等；或直面中国文学作品，利用儒学以表达自己的政治信念和社会理想，流行于18世纪欧洲的中国戏《中国孤儿》便是其中的典型例证，如此就极大地丰富、拓展了外国文学描写的领域。如果说，中国思想、中国哲学精神在18世纪造就了启蒙作家们推崇备至的政治乌托邦，那么可以说，在19世纪，便助成了外国作家、特别是唯美主义诗人们心驰神往的艺术乌托邦，到20世纪则成为一代西方作家所梦寐追寻的精神家园。19世纪，“中国文化热”在西方处于退潮时期，曾一度进入文化史家所说的“中国摒弃期”，在启蒙运动中出现的中国巨大身影，仿佛已慢慢远去，一代思想家高唱的“中国之歌”也归于沉寂。在20世纪，失望于西方文明的一代求索者，面对着东西日趋频繁的交流和接触，不满足前辈以间接认知中国精神的方式，便纷纷踏上了东来“朝圣”的征途，开辟出直面对话的新途径。不管他们因着什么机缘，凭借什么身份，离乡东游，但当他们迈上“圣地”中国的时候，都倾向于把它视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都梦想用中国哲学精神来根治西方社会弊病，期盼着从那里寻回疗救自身的灵药和补正自家文化的方略。这样就决定了他们在接受中国文化价值、分享中国思想精髓时，也难以回避前辈惯常的实用取向。外国作家对中国文化精神的采集、运用和更新，永远处在不断的寻觅之中，永远有个视角问题，他们的视角随时代和需要而变，受他们的视野、兴趣和选择所制约，归根到底，由他们自身的文明理想和文化追求所决定，因而映照在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文化形象，不可能是单一的，一成不变的，而因其视角和取向不同，异彩纷呈，丰富多样。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的儒学文化，在启蒙作家那里会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形态：主流派作家伏尔泰看到的是文明和美德，非主流派作家卢梭看到的是邪恶和丑行。同是启蒙运动主流派作家，伏尔泰心目中的儒教国度是仁政德治的楷模，孟德斯鸠则视之为专制暴政的典型。同是儒家思想，在18世纪的欧洲，是启蒙思想家的一面理性的战旗，是推动欧洲资产阶级政治思想革命的一支精神力量，而在18世纪亚洲日本，在德川幕府时期的思想家那里，成了巩固封建极权统治的主流意识形态，至19世纪中期之后的“明治维新”时期，又被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视为资产阶级革命在精神界的主要对立力量，到20世纪，儒学与美国实用主义思想家对接，则又成为他们开发自由民主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但是，我们看到，不管外国作家以何种方式来切入中国文化，从何种角度来接纳中国哲学精神，不管他们出于什么样的需要，对中国文化加以美化或丑化，因而在世人面前展示出正和负的百态千姿的文化形象，但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把中国文化、中国精神视为与自身文明相异、魅力无穷的“他者”，都乐于把这个陌生相异的?他者?看作构建自家文化不可或缺的精神参照，看作是返观自身、回归自己的一面镜子。他们热心于中国文化的采撷，热心于“他者”的寻觅，正出于这种认识自我、建构自我的深沉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追寻作为“他者”的中国文化精神，对外国作家来说，也许正是另一种方式的寻找自我，抑或是寻找另一个自我的方式。
这样，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这一课题，就不仅涉及到，外国作家在事实上接受中国文化哪些影响和怎样接受这些影响的实证研究，还应该涉及到，他们如何在各自的心目中构想和重塑中国精神形象，进行文化和心理的考察，研究他们的想象与创造；不仅要探讨他们究竟对中国有什么看法，持什么态度，还要探讨他们如何“看”，以何种方式、从什么角度“看”中国，这就涉及到互看、互识、误读、变形等一系列的跨文化对话的理论和实践的话题，对这些话题的深入展开和讨论，不仅有助于我们弄清外国作家在接受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怎样因其不同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社会需求、文化观念及个性特点等错综复杂的内在和外在因素而走过的色彩斑驳的历史轨迹，有益于中外文学和文化关系的整体考察，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返观自身，自省自审，从而更好地认识自己，有利于我们民族文化人格的建构，推进和完善自家文化现代转型，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它列入我们研究的重点。
外国作家对中国文化倾心交流的历程也表明，他们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最具活力和创造性的媒介和主体。他们和中国文化的关系，说到底就是他们和中国作家、思想家、艺术家交流和对话的关系，是人的交流关系。从这个层面看，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命题，也可以说是研究人的交流课题。这样，我们在审视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关系时，就不可能，也不应该将中国文化、中国思想设想为一成不变的辐射中心，来进行单向度的观照和“贸易往来”式的清点，必须进行双向、互动的考察：具体地研究外国作家在接受中国文化过程中，究竟有些什么新的想象和创造？他们的创作在东渐中国的传播中，如何给中国文化与思想以新的文化反馈和新的增添？他们在与中国作家和思想家进行深入交流时，又怎样就共同关心的命题作同步思考和不同的观照，从而体现出人性的一致？如此，一些与中国并无实证影响关系却与中国文化精神有着某种相似的作家个例（如蒙田），以及外国经典作家作品东方之旅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文化重塑等等，便理所当然地进入我们的研究视线。
如果说，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课题，从根底上看是哲学的交流、人的交流的研究，那么，那些因着交流而客居他乡的“脚踏东西文化，手写宇宙文章”的“两栖”作家，就应该予以特别的观照和格外的重视。这是因为，在中外文学和文化交流史上，他们不仅是一个特殊的创造群体，而且也是一个绝佳的文化使团。这个特殊的创造群落，由于各种政治和文化的机缘，长期蛰居异域，熟谙异乡文化风情，具备较高的驾驭外国文字的能力，又有丰富深刻的人生阅历。他们时不时地将自己漂泊他乡的所思所感、所悲所痛的人生体验诉诸笔端，便创造出外国文苑一种独特的文学景观。他们以自身的文学实践和实绩，参与所在国文学的共建，构成了外国文学不可或缺、风格独具的部分。暂不论中国早期赴欧留学生高类思和杨德望与18世纪“重农学派”杜尔阁、黄嘉略与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过从甚密的关系和举足若轻的影响，单从19世纪末开始，就出现了这样一些著名的作家：辜鸿铭（欧洲）、陈季同（法国）、林语堂（美国）、韩素音（英国）、盛成、程抱一（法国），以及美国当红走俏的华裔女作家谭恩美、汤亭亭等等，西方人在很多时候是通过他们来?望中国，通过他们的著作来了解和接受中国文化的。一代文豪托尔斯泰因结识辜鸿铭而更深地了解“孔圣人”，法朗士由阅读陈季同《中国故事集》而知《聊斋》，瓦莱里通过盛成《我的母亲》而一窥中国民族的深部文化，拉康与程抱一几经晤谈与探索而获知中国思想，……所有这些外国文坛的盛事和佳话也为中外学界所耳熟能详，表明这群“两栖”作家的存在，确实已成为中外交流中不可多得的使者和媒介。
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课题所研究的，不只是古代中国文明与外国作家的关系，所探讨的也不限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他们单向的影响，正如我们所强调的，我们无意把中国文化传统当作固定不变的辐射中心，以此去追怀早已淡逝的古典文明之光，重温昔日的辉煌，而是要力图展示一个有着悠久传统、凝聚着民族智慧的文化精神怎样为不同时代、不同肤色的作家收纳、运用和更新，又怎样在与异文化浩荡频繁的遭遇中获得新的丰富和增添。因此，多层面、多角度的个案考察与双向互动的观照、对话，始终是我们从事这一课题研究在方法论上所追求的突破，是本丛书所有撰写者所奉守的一个基本方略。如果说，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归根结底是他们与中国作家、思想家交流和对话的关系，那末我们从事这一研究的整个过程就应当是一种开放性的对话：既是我们与读者共时性的对话，又是我们与研究对象外国作家间跨时空跨文化的对话——它是今天的我们对于昨天的对话，是昨天的中外作家间所曾有过的历史的、文化的对话。在16世纪人文主义思想家蒙田看来，无论是认识自我，还是认识他人都是一种“对话”，认识自我就是与自我对话，认识他人就是与他者对话。这种“对话”之所以能够进行，是因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者存在着共性；这种“对话”需要进行，是因为“我不同于你，你不同于我”，两者有着相异性，彼此都被对方“相异”的魅力所吸引。源远流长的中外文学和文化交融汇通的历史，就是在中外各民族文化不断地交流、“对话”的驱动下发展的。我们对“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课题所作的一切思考、关照遵循的正是这样一个对话的原则。（《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丛书共8卷，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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