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来信》是捷克耶稣会士卡雷尔·严嘉乐1716－1735年在中国传教期间所写的通讯集。20世纪30年代由符拉什吉尔收集、整理出版。近年，捷克汉学家高马士博士又将它进一步扩充、修订、添加注释，并将原文为拉丁文的通信译为捷克文，于1995年出版。本通讯集内容包括严嘉乐寄回祖国的信、严嘉乐与法国、瑞典等国科学家的通信，以及他人书写但涉及严嘉乐的信件。本书是西方早期汉学的一部重要的文献著作。
严嘉乐被认为是为捷克留下有关与中国关系文字资料的第一人，同时也是捷克历史上最早的汉学家。他潜心钻研汉语，能阅读并准确地理解《春秋》、《诗经》等古籍。他对中国的国情民风有浓厚的兴趣，热心地向欧洲人作了介绍。他对舆地学和天文学颇有研究，几次实地测量并绘制过北京地图。他花费了巨大精力考证《春秋》等古籍记载的36次日食，与当时欧洲天文学家测定的资料相比较，证明除极个别的误差外，《春秋》所记载的这些日食资料都准确无误。他的研究成果证实了中国有过灿烂的古代文化和先进科学技术，批驳了当时有些欧洲学者蔑视和否定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谬论，从而有力地捍卫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真实性和科学性。严嘉乐真是个多面手：他除了是传教士、汉学家外，还是音乐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的博学大大丰富了反映在这部《中国来信》中的他对周围世界的看法。
捷克汉学家约瑟夫·高马士先生，他在捷克以及欧洲的许多档案馆收集了严嘉乐的信函，从拉丁文译成捷克文，进行了大量的考证、评述工作，并补充了详尽的注释。他的译注和研究工作，不仅为捷克读者提供了近300年前他们自己的这位同胞对中国的值得重视的看法，而且同时便利了我国学者翻译、出版此书，让我们也有可能了解到，一位从欧洲中心来到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是怎样关注我们这个国家的。值得一提的是，严嘉乐的这本《中国来信》目前只有拉丁文版和中文版，目前尚无英文版。看来西方人要想深入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不懂中文已经远远不够了。
捷克驻华大使托马什·斯麦坦卡在讲话中幽默地说：“对于我们这些在中国工作的捷克外交家来说，严嘉乐可算是我们的前辈。我们现在也在写着‘来自中国的信’，正如书名所写的一样，我们写报告，也有些像捷克神父那样，写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写我们得知的有关它的消息和我们所做的事。更奇妙的想法是，在我们身上也可能会发生像严嘉乐神父那样的事，在2282年，有位研究者将要出版我们的消息报道，而且会找到对此感兴趣的读者，然后接着在2300年前会以中文的形式出版。”
这当然不是个完全的笑话。在浩瀚的西方关于中国的报道和知识中，也就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长河里，今天虽然短暂即逝，但一定是这个航道里的一个航标，也许还是个很重要的航标呢。（（捷）约瑟夫·高马士编注，（捷）卡雷尔·严嘉乐著，《中国来信》，“西方早期汉学经典系列丛书”，丛林、李梅译，大象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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