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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的多样性

2002-10-23 来源:中华读书报 马元龙 我有话说
《女性主义思潮》, 罗斯玛丽·帕特兰·童著,艾晓明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多数人对女性主义的理解至今依然是本质主义的,这种态度忽略了女性主义的历史性和丰富性。然而还有一种更普遍但是也更错误的观点,甚至仅仅将其视为女性对男性争权夺利意义上的造反。不少人(包括不少女人)正是抱着这种敌意或者至少是怀疑来猜度女性主义的。其实,女性主义对父权制不遗余力的批判并非仅仅是旨在争取分享父权制下专属男性的权利,颠覆父权制固然是女性主义者的重大使命,但是颠覆的目的不是要以母权制取而代之,而是力图给人们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以重新认识我们生活的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学者罗斯玛丽·帕特兰·童的《女性主义思潮》(英文第二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有助于我们全面而系统地认识各种流派的女性主义思想。

许多当代女性主义理论都是从反对传统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开始定义自身的,因此,自由主义可以成为考察女性主义思潮的理想背景。它的要旨是,妇女的屈从地位植根于一整套社会习惯和法律限制,这一切妨碍妇女进入公共领域并在其中获得成功。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坚持,社会性别公正要求首先制定公平的游戏规则,以确定在追求社会财产和地位的赛跑里,任何性别的参赛者都不会处于体制性的不利条件下。

但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纲要足够果断和激烈、从而能够完全解除对妇女的压迫吗?激进的女性主义者认为不行。她们指出,父权制度是以权力、控制、等级制和竞争为特征的。不能寄希望于改良父权制,而应该斩草除根。在妇女解放的道路上,不仅必须推翻父权制的法律和政治结构,还必须铲除它的社会和文化制度(特别是家庭、教会和学术)。

对于自由主义的和激进的女性主义讨论的妇女解放议程,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者不完全信服,她们指出:在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任何人、特别是妇女根本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妇女受压迫起源于私有财产的引入,这个制度彻底毁灭了人们从前所享受的社群内无论是什么样的平等。被少数人、最初是所有男人占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开创了阶级制度,它的现代表现形式就是集团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对这种状况的思考显示,不仅是更大范围的社会规范赋予男人优越于女人的特权,而且,资本主义本身就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如果要使所有的妇女——而不仅是“例外”的某些人——能够获得解放,就必须以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将属于所有人。妇女不再需要在经济上依靠男人,她们就会像男人一样自由。

在某种程度上,自由主义的、激进的、还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她们各自对妇女受压迫的解释都聚焦在宏观世界(父权制或资本主义),而精神分析和社会性别女性主义者则进入到个人的微观世界。她们指出,压迫妇女的根源深藏在妇女的精神内部。精神分析的女性主义者们所关注的在于受压迫妇女的性角色,这个关注点起源于弗洛伊德的理论。由于所谓的俄迪浦斯情结,男孩放弃他的初恋对象——母亲,以便逃出父亲的手掌,避免被父亲阉割的命运。他的自我(欲望)向超我(集体的社会道德良知)屈服,其结果是,男孩与文化充分地融为一体。他将与父亲一起征服自然和女人,这两者都被认为是含有同样的非理性力量的。与男孩相比,女孩没有阴茎可以失去,所以,女孩与她的初恋对象母亲的分离是缓慢的。结果,女孩没有完全融入文化。她不是作为统治者而是作为被统治的对象存在于文化的边缘。

在对妇女精神状况的探讨上,波伏娃甚至比精神分析和社会性别的女性主义者还要深入。她对妇女的受压迫提供了本体论的存在主义解释。《第二性》(The Second Sex)是20世纪有重大意义的女性主义理论文本,波伏娃雄辩地指出,妇女受压迫源于她的它者性质。妇女是它者,因为她不是男人。男人是自由的、自我决定的存在,他给自己的存在定义;而妇女是它者、对象,她作为对象的意义是被决定的。如果妇女要成为自我、主体,她必须像男人一样超越所有那些限定她存在的定义、标签和本质。她必须努力使自己成为她所希望成为的人。

后现代的女性主义者接受了波伏娃对它者性的理解,但把它完全颠倒过来使用。妇女依然是它者,但后现代女性主义者不是把它者解释为应该拒绝的处境,相反,她们积极肯定这一点。她们指出,妇女的它者性使得作为个体的妇女能够摆脱出来,批评主导的男性文化(父权制)力图强加于所有人、尤其是身处文化边缘者的那些规范、价值和实践。

多元文化和全球女性主义者同意后现代女性主义者的这一观点:所谓的自我是破碎的,至少是分裂的。然而,对于多元文化和全球女性主义者来说,这种支离破碎的状况有其文化的和民族的根源,而不是止于性和书面文字。全球女性主义者也有这种自我分裂的感受。在她们的判断里,欧洲和北美的殖民者不仅掠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土地和资源,而且也剥夺了她们的自我身份。例如,在被白人帝国主义者占领之前,非洲人并不认为他们自己首先是“黑人”。在他们的自我定义中,非洲人的肤色并不起作用。是殖民者把“黑人”身份加诸他们,给非洲人灌输了这样的观念:黑人就是“劣等的”,而白人就是“优秀的”。

尽管大多数女性主义思潮流派赞同相关联的自我观念,生态女性主义者对自我和它者的关系提供了最广阔也是最急迫的要求。根据生态女性主义者的看法,我们不仅彼此相关联,我们也和非人类的世界——动物甚至植物相关联。不幸的是,我们并非总是考虑到了彼此的责任,更不用说对自然界的责任了。结果,我们用机器耗尽了这个世界的自然资源,用有毒气体污染环境,我们储藏有大规模杀伤力的武器。在这么做的时候,我们还自我欺骗说,我们正在控制自然、提升我们自己。生态女性主义者强调,避免自我毁灭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加强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与自然世界的关系。

在全书中,尽管作者是在代表妇女讲话,但也不无痛苦地意识到,除了代表自己讲话以外,她并不代表“女人”、女性主义者或者其他任何人。她只是从具体的经验背景来发言,正如大家也都是这么做的一样。她努力使自己避免偏颇,不要仅仅因为一种思想和自己的经验和认识有共鸣就接受,反之则拒绝。这一尝试在很大程度取得了成功还是多半失败了,这必须留待读者判断,但无论如何,这种高度自觉的自审意识却非常值得我们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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