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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资本主义》，（美）戴维·施韦卡特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
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便对全人类的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对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表现在非共产党执政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表现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表现在经济文化先进的发达国家。其实，在发达的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最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在这里我仅想谈谈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巨大影响。
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是，不少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卓著的社会科学家都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中有一些直接就被冠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美国的马尔库塞、法国的萨特和意大利的葛兰西，都曾经是西方世界最有影响的学者和知识分子，而他们都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活着的人们中间，法国的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德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哈贝马斯、英国首相布莱尔的“精神导师”吉登斯和美国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詹姆逊等，都是现今公认的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著名学者，分别在各自的领域中执掌着社会科学的牛耳，而他们对马克思的思想在相当程度上持肯定的态度，其中有一些则被认为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
除了造就一批声誉卓著的国际著名学者外，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促成了新的学术流派的诞生；二是开拓了新的社会科学分支学科。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盛行过许多思潮，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三种，即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所谓新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方学者试图按照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实所作出的新的理论解释模式。新马克思主义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变种，这最集中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几乎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领域，例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哲学、文学等，例如有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等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科学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分支学科，其中有一些分支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直接有关。例如，新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社会学，这是两门极为重要并深有影响的新兴学科，它们的产生与马克思主义就有着深刻的渊源。以政治社会学为例，它有两大理论来源，其一是马克思的理论，其二是韦伯的理论。美国著名的政治社会学家安·奥勒姆曾这样说：“马克思可以说是政治社会学之父，正如奥古斯特·孔德可以称为社会学之父一样。毫无疑问，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轻视了这个题目，但是，显而易见，马克思创立了许多比任何热衷于政治研究的社会学家——活着的和死去的——都更富有挑战性和更富有成果的思想”（安·奥勒姆著《政治社会学导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具有如此深刻的影响，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如辩证法、唯物史观、阶级分析等本身对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具有极强的解释力，至今仍有着很大的生命力。二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即消灭剥削和压迫，充分发展人的个性，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仍然是许多进步的和正直的学者所憧憬的理想。三是不少杰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不是死抠书本，而是始终站在时代和学术的前沿，对新出现的现实问题及时作出理论概括。
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许多观点是我们所不能赞同的，但他们当中的有些人终身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本身多有独到的发现；有些人则将着眼点放在重大的现实问题和学术前沿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出了富有时代意义的新解释；有些人则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做出了深刻的分析性批判，所有这些都非常值得称道，也值得我们借鉴。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与时俱进，一方面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密切结合，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必须充分吸纳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其中当然包括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处的同志们，经过艰苦的努力陆续推出这套《马克思主义译丛》，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合作，经过艰苦的努力，陆续推出“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所希望的也正是为国内有志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新视角、新观点和新方法。中国的学者如果要无愧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这个称号，就必须在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基础上，始终站在时代和科学的前沿，善于吸收国外一切优秀的学术成果，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价值观，而不是用它的个别条条或个别理论，去观察和分析当代世界，特别是当代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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