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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我远去”

2002-10-23 来源:中华读书报 王铭铭 我有话说
人类学有五花八门的学科定义,它内部的不同学派有不同的主张,人类学家们所做的学问也各自不相同。就创建现代人类学的那些前辈们来说吧,他们有的强调体会式的实地研究,有的倾向于对其他人类学家搜集的第一手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在英国社会人类学内部,曾有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之别,前者注重民族志,后者注重比较社会研究。法国早期的人类学,更多地关注综合式的探讨,其中莫斯的《礼物》就是一个例子,而葛兰言虽然到中国做过调查,但其间将更多精力花在古史研究上,他努力的目标,是在中国文明史的基础上提出一种一般的社会理论。美国的人类学家更多地综合了民族志和文化论述的两面,既从事实地研究,又要在一般意义上谈论文化。即使对于从事实地研究的人类学家个人来说,研究的面也不一定一样,有的限定在一个小小的群体,小小的村庄,有的跑遍广阔的文化区域。

不过,一般印象中的人类学家,确实有点像是独行者,好像人类学家是孤独的旅行者,他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去经历着不同文化给自己的磨难。所以,李亦园先生说了这么一段话:“人类学的研究工作有一大特色,那就是要到研究的地方去做深入的调查探索,无论是蛮荒异域还是穷乡僻壤都要住过一年半载,并美其名叫‘参与观察’。”因而,李先生说,人类学家的生涯,与孤独寂寞分不开,人类学家要备尝田野的孤独寂寞,是因为田野工作引起的文化冲击或文化震撼,“经常使你终身难忘,刻骨铭心”。人类学家不仅要承受孤独寂寞和文化震撼,还会时不时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困境。马林诺夫斯基那本在田野中写下的《严格意义上的日记》,有这么一段话对自己的“迷糊状”做了生动的自白。这段简短的话,是马林诺夫斯基在生日时写的,笔调灰暗,在土著民族中做实地研究过这样的生日,实在寂寞、无聊,令人困惑:

4月7日(1918年)。我的生日。我还是带着照相机工作,到夜幕降临,我简直已筋疲力尽。傍晚我与拉菲尔聊天,谈到特洛布里安德岛人的起源和图腾制度。值得一提的是,与拉菲尔这样的白人交往(他还算是有同情心的白人)……我困惑,我陷入到了那里的生活方式之中,所有一切都被阴影笼罩,我的思想不再有自己的特征了,与拉菲尔对话时,我的想法总要在价值观上发挥。所以,星期天的早上,我去四处走了走。到10点才去土乌达瓦,给几条小船拍了几张照片……

像马林诺夫斯基这样的人类学家,大凡都要经历冷酷的田野生活,他的日记给人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之感。从一个角度看,他们成为人类学家,与他们遭受的磨难有直接的关系。马林诺夫斯基之所以是马林诺夫斯基,是因为他离开了家园,离开了波兰和英国,到蛮荒的特里布恩德岛;波亚土之所以是波亚士,是因为他离开了殖民开拓以后的美国,离开了都市生活,到印第安人的部落;费孝通之所以是费孝通,是因为他离开了家乡,离开了自己的学院,偕同妻子双双去了大瑶山……为什么这些人类学家非要这样实践他们的人生?要把他们的青春耗费在遥远的穷乡僻壤?马林诺夫斯基在自己的日记里,忠实地表达了作为一个平常人的困惑,他面对过的压抑、无聊、无所适从,也是其他人类学家面对过的。然而,从事实地研究的人类学家坚信,田野生涯里的种种忧郁,不是没有价值的,相反,它们正是特殊的人类学理解能力的发挥。

做一个人类学家,要培养的一种“离我远去”的能力,到一个自己不习惯的地方,体会人的生活的面貌。所以,这里的“我”是“自己”,但不单指个人,而指人生活在其中的“自己的文化”。人类学家不像心理分析家那样,用自我剖析来“推己及人”;他们也不像哲学家那样,在自己的脑海里营造一个思想的建筑来代表整个世界,做一个人类学家,首先要学习离开自己的技艺,让自己的习惯和思想暂时退让给他对一个遥远的世界的期望。像李白说的,“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在别的世界里体验世界的意义,获得“我”的经验,是现代人类学的一般特征。

“离我远去”的技艺有多种。一些人类学家要求自己身心都要离开自己的文化一段时间,另一些人类学家则通过他人的间接描述来“神游”于另外一个世界。两种人类学家之间,时常有互相讥讽的习惯,譬如,马林诺夫斯基、米德时常讥笑布朗、莫斯、列维-斯特劳斯实地研究功底不深,而后者时常指责前者缺乏理论洞见。人类学家时常忘记了自己是同类。作为集体的人类学家共同体,区别与其他思考者的特征,正是一种文化精神意义上——而不单是个体肉身意义上——的“离我远去”。不是说人类学家要抛弃自我,成为疯子,而只是说人类学家的“自我”表达的是一种“非我”的艺术,这种艺术使人类学家获得了与其他学者不同的经验,使人类学家能够比较“移情”地觉悟到自己的文化的局限性。

人类学家离开自我的途径,有的是时间的隧道,有的是空间的距离。他们去的时间,是已经流逝的过去;他们去的空间,是一个“非我”的世界。“离我远去”的艺术,是一种思想的生活。因而,人类学家不以肉身的离去为目的,他们带着自己的心灵,超越自己的文化,领略人如何可以是人同时又那么不一样。人类学家不一定要追求对遥远的文化的求索,不少人类学家也从事本土文化的研究。在本土研究中,“离我远去”的意思,转化为与自己社会中司空见惯的生活方式形成的暂时陌生感,转化为一种第三者的眼光,它让我们能站在“客人”的角度来对待“主人”——我们本身。在这样的情形下,人类学家的肉身没有被自己搬运到别的世界中去,但他们的心灵却必须在一个远方寻找自我反观的目光,在一个想象或实在异域中寻找他者相对于“我”的意义。

人类学产生于近代,它的“我”与近代这个时间观念,也就形成了直接的关系。近代以来,人类学家要培养的那种“离我远去”的习惯,针对的是我们今天生活在其中的现代性。他们希望从被观察的边缘人群的“当地观点”出发,来展示众多与近代的世界不同的小小世界,体会这些“小传统”的力量,从而反观逐步渗透到整个世界的“大传统”——现代观念体系。我们将这里追求的东西叫做“文化的互为主体性”,意思是说,人类学这门学科注重的正是奠定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相互认识以及“和而不同”地相处的知识基础。作为“文化互为主体性”的“他者”,通常指的是本民族以外、现代生活以外的各民族文化,而现代西方人类学的本质特征,表现在逐步得到认同的文化上非自我的、以他者为中心的世界观之上。(摘自《人类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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