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研究的新拓展

作为中国传统儒学思想文化在宋代的具体表现形态，宋学形成了与前代迥然有别的鲜明风格。北宋中期的儒学复兴运动是引人瞩目的重要事件。在这次运动中，相继产生了新学、关学、洛学等重要的思想学派，基本上确立了宋学的规模。在这些学派中，荆公新学占据主导地位。但在此后的发展中，因种种原因，理学逐渐成为宋学主流，新学则走向衰微，以至湮没无闻。新学与理学为什么会呈现出如此迥然不同的历史命运，对其深层原因的探讨无疑是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而这一研究，对于把握宋代学术的全貌，对于传统思想学术发展规律的探求，都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但长期以来，理学研究不断成为思想史、哲学史研究的热点，新学的研究则甚为薄弱，至于新学与理学的比较研究，学术界几乎还未涉及，急待展开研究。本书以新学与理学的关系为论题，从新学与理学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学术环境，新学与理学的为学方法，新学与理学的社会政治思想，新学与理学的本体论建构，新学与理学的不同历史命运等方面展开较为系统的比较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宋学研究中的空白。

通读全书，在以下几个方面留下很深印象。第一，该书视野开阔，内容丰富。新学与理学的关系是该书的主要论题，在研究方法上，作者自觉地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将宋学与整个传统思想学术的发展相结合，在主体研究之初就较为全面而深入地刻画了新学与理学产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及学术环境，并以此作为整个研究的基础和基本视角，使研究达到了审视全局的高度。由此，该书自然地涉及到宋学研究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如宋代学术与当时政治的关系，儒学与佛、道的关系，学术研究与当时教育制度的关系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作者以新学与理学的关系为视角，往往能得出富有新意的见解。如对于新学、理学的对立与新旧党争的关系问题，不少论者认为，理学与新学的对立在政治上即表现为旧党与新党的对峙。对此，作者通过对当时学术争论与政治斗争具体情况的细致分析，得出新学、理学的对立与新旧党争是既互相联系又存在明显区别的两类事件，既不能将二者截然分开又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的结论，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对于宋代学术研究中诸多问题的涉及，使得读者通过本书得以在一定程度上窥视宋学乃至整个宋代文化的全景，可望获得较大的阅读享受。难能可贵的是，该书虽涉及面广，但又始终紧紧围绕主要论题来展开，广而不乱，结构严谨。

第二，该书分析细致，论证严密。作为一部严肃的思想学术史研究著作，该书不但从社会背景、政治思想、哲学本体论等哲学史研究所惯用的角度去把握新学与理学的关系，而且特别着力对新学与理学的为学方法进行比较研究，这是对传统学术史研究优良传统的继承，同时也体现了现代思想史研究重视从文本出发，不凭空发论的健康学风。如对于新学与理学为学规模与次第的比较研究，在为学规模方面，该书运用大量理学与新学的原始材料，并参照历代研究者的见解，从体、用、文几个方面对理学与新学进行比较，提出相对理学，新学能更好地体、用、文兼备，合经济、经术、文章于一体，在为学规模上给人以完满圆润之感的看法，令人信服。在为学次第方面，该书通过仔细分析理学与新学对于《四书》、《五经》的不同重视程度和研习次序，敏锐地指出了新学学者强调由用及体，而理学学者则强调由体达用的不同特点。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细致入微的分析工作是遍布于全书各处的。

第三，该书史料翔实，持论有据。很显然，造成新学研究相对薄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料的不足。由于反对党的禁毁，王安石的著作大多散佚，其中，赖以构建和体现新学思想体系的重要著作《诗经新义》、《书经新义》、《字说》等已经失传，这给研究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近年来，邱汉生辑《诗义钩沉》，容肇祖辑《王安石老子注辑本》等辑佚之作相继出版，为新学研究带来了转机。在《北宋新学与理学》一书中，作者充分运用了这些资料，使其研究工作在史料占有方面具有前沿性。此外，作者大量参阅了编年、纪传、政书、方志、文集、笔记等类有关史料，为研究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史料基础。在具体运用中，作者重视对资料的审核鉴别，重要观点与新见的提出，能多方收集证据，充分论证，有很强的说服力。

该书通过对新学与理学的比较研究，深入分析和解决了新学与理学研究中一些重大问题，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传统思想学术发展演变的规律，新见迭出，颇多启发。可以看出，学术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始终是作者把握新学与理学产生、发展及呈现出不同历史走向的重要维度。通过对北宋社会形势的分析，作者认为，当时学术界面临着对儒家纲常伦理道德体系作出有效的理论论证，探索挽救社会危机的具体方略，收拾人心，重振世风的时代课题，新学与理学的出现正是对于此课题的积极回应。但是，义利观的对立，对先王之道的不同认识，使二者在思想体系的建构和治国方略的设计上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向，也决定了二者不同的历史命运。此外，与当时政治的不同关联程度也是影响二者发展结局的重要因素。作者指出，新学的迅速衰落说明，学术的官学化与定于一尊，必然会使学术变得僵化、教条而失去活力，实际上无异于对学术的禁锢与扼杀。这些分析鞭辟入里，发人深省。

从思想学术的创新与发展，风格与方法的嬗变来把握新学与理学的特点，是该书着力较多的一个方面。作者指出，与汉唐章句训诂之学不同，新学与理学都具有义理之学的特征，这也是有宋一代学术的基本精神。为了建构足以代表时代发展水平的思想学术体系，新学与理学学者顺应学术发展的规律，兼取诸家学术之长，表现出融会百家的会通精神和再创造精神，这些都是新学与理学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作者特别强调，新学与理学学者所表现出的振兴民族文化的历史使命感与关注现实社会的问题意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精神追求，是优良学术传统的精华，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事业提供了历史的借鉴，这些看法是值得重视的。

新学与理学都对于儒学的哲学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在本体论的建构上有不同的特点。该书指出，面对佛老的挑战，宋代儒学在本体论建构方面面临两大问题，首先是如何建立起以实有为特征的世界观，否定佛道的空无世界观，其次是如何由天及人，使本体论有效地为儒家纲常名教作出论证，实现天人贯通。而当时儒家各派本体论构建的理论水平的高低、成功与否都以能否成功解决这两大问题作为尺度。这一评价标准应该说是合理而中肯的，为新学与理学的本体论比较研究提供了基本的依据。经过深入的理论分析，作者指出，作为本体论的基本范畴，新学其本体之道是最终只具有天地万物客观规律含义的自然之道而并不具有价值含义。其本体论的特点在于以人法天而非天人合一，天与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裂缝。相反，理学的本体论则成功地完成了为儒家伦理道德原则提供本体论依据的时代课题，表现出了较高的理论思维水平。本体论建构上的差异，最终成为形成二者不同历史命运的首要原因。作者的这一分析清晰透彻，对于新学研究逐步走向深入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思想史的研究离不开诠释、比较工作。作者站在社会和传统思想学术发展的历史高度，对新学与理学展开全面的比较研究，尤其是以复兴儒学为标度，对二者的优劣得失进行点评，取得了不少有益的成果。相对而言，引入文化比较的视角，挖掘传统文化可能具有的现代价值，在一个更大的坐标系中为新学与理学定位，这一工作，该书涉及尚少。希望作者的后续著作能带给读者这一方面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