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书所说的亚洲价值观，是与西方价值观相对应而存在、相撞击而发展的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它并不意味存在一套为全体亚洲共同接受或认同的亚洲统一或同一的价值观，而是特指存在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以儒家文明为主体的价值观，是以儒家文明为主体的价值观在当代东亚的创新与发展。一方面，儒家文明在现代中国花果凋零、摧毁殆尽的遭遇，使得“中央”需要从“外围”寻回失去的文明。李光耀曾说：“中国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不一定就得把基本的文化价值观和信仰全都抛弃。看看台湾、韩国、日本、香港和新加坡，大家都在想方设法保留勤俭、刻苦的传统价值观，强调学问知识，效忠家庭、宗亲和国家，把社群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正因为有了这些儒家价值观，才有社会凝聚力、高储蓄、高投资，进而带来高生产力和高增长。”《亚》书对新加坡政府维护、奉行的亚洲价值观的探析，就是为“中央”从“外围”寻回失去文明所进行的一种努力。另一方面，儒家文明在当代狮城发扬光大、创新发展的境遇，使得“中央”可以向“外围”汲取鲜活的养料。李光耀曾说：“起源于二千五百年前的儒家思想，是中国农业社会的产物，是为中国农业社会服务的。如果把这个思想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今天资讯发达的工业社会里，是绝对行不通的”。因此，“必须给予这些价值观一种现代化的表达方式”。新加坡政府倡导的“讲义务的权利”、“负责任的自由”及“尊重个人”的“社会为先”等观念，正是传统儒家思想的现代表达与创新。《亚》书对新加坡政府维护、奉行的亚洲价值观的阐释，就是为“中央”向“外围”汲取鲜活养料所进行的一次尝试。新加坡政府的治国之道是近十年来学术界热中的课题。但是，以往的探究大多停留在体制浅层，而没有深入到文化深层。亚洲价值观的独特视角，使得《亚》书对于新加坡政治的探析获得了实用理性、中和思维、家庭为根、以民为本、东方式民主、好政府、“高薪养贤，厚禄养廉”、“管得严”、负责任的媒体自由和强人政治等全新视点。《亚》书对于新加坡政治的论析，其目的仍是要开掘“外围”以反哺“中央”。例如，《亚》书对于新加坡一党长期执政模式的分析，就为从革命党转型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便于借鉴和值得借鉴的现代政党执政模式。一方面，相对于西方两党制或多党制的轮流执政模式，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一党长期执政模式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模式具有某种相似性，从而使得新加坡一党长期执政模式较为便于借鉴；另一方面，相对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执政党的腐败和衰落，长期执政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却始终保持廉洁和活力，其骄人成绩又使得新加坡一党长期执政模式特别值得借鉴。李光耀说：“将来改变中国的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或新加坡人。他们当中最聪明、最优秀的会站出来，纵目观察世界，找出应予学习的榜样，也就是一个有教养的民族。他们一旦看到这样的一个社会，会深吸一口气，然后说：‘我们应当效法！’”这里，李光耀并没有替中国指明那个“应予学习的榜样”；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却向中国人民指出了那个“应当借鉴”的对象。邓小平说：“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亚》书对新加坡政治的阐释，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中央”，也就是中国，必将借助于“外围”的反哺而获得腾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