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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摩“贝壳之书”

2002-10-30 来源:中华读书报 邢志华 我有话说
《贝壳的自然史》样书刚刚领到,就放在面前。油墨的香味还没有散去,飘荡在偌大的办公室。封面印着一个鸟蛤,是海尔特·弗尔迈伊在巴拿马太平洋沿岸的普拉亚贝拉多采集到的。蛤瓣呈土黄色,螺环从中心散开去,如同从蓝天白云罅隙间俯瞰到的梯田,又如冥冥宇宙中紧紧缠绕在一起的两个星系。

我从小就喜爱贝壳,喜爱它优雅的外表和生命的顽强。当我接手编辑这本《贝壳的自然史》时,心情异常矛盾。我很想做这本书,但又害怕做不好,因为我对贝壳——还只是“贝壳”,而不是软体动物——的了解非常肤浅,更不要说那些歪歪扭扭的拉丁学名了。但既然要做这本书,也只能尽力去做好。随着加工的深入,我的恐惧慢慢变淡了,对贝壳的热爱逐步加深了。弗尔迈伊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似乎已经考虑到了我们这些编辑的感受,他用一种浅显优美的语言把自己对贝壳的了解表达得淋漓尽致。如果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会有晦涩之感,那一定是我的错,谁让我辜负了自己对贝壳的热爱呢?

记得还是学生的时候,就认真地看过弗尔迈伊的自传——《无与伦比的手》。当时,内心就曾涌现出层层波浪,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来自何方,有时怀疑自己是被弗尔迈伊的真情所打动,可又不全是。只记得他对科研和学习有着自己的独特理解,他认为,不论是学习还是科研,自由是最重要的,要独立自主地进行,只要能在书本上轻易找到答案的,就不应在它上面浪费时间。弗尔迈伊的这些观点加深了我对教育的理解,并深深影响了我此后的求学经历。

弗尔迈伊是一位生物学家,也是一个盲人。我这样说并不是想把他和“盲人”联系在一起,这只不过是进行一种客观陈述。也许,其中还有对他运用自己独特触角发现真理的钦佩。当他用自己粗糙的双手抚摩沙滩上的贝壳时,我想,他一定知道它很美,可他只能发挥自己的想象,听着近处的涛声,摩挲着迷人的贝壳。出人意料的是,弗尔迈伊欣赏贝壳的时候,根本不需要抑制自己运用视觉的冲动。对这种独特的审美方式,他已经习惯了。

弗尔迈伊的生命力无疑是旺盛的,他对贝壳的激情引导他前行,并使他成为一名专家。弗尔迈伊描写贝壳的每一本书都是激情之作。他从不进行枯燥的说教,也不故作高深状。他只是以自己“无与伦比的手”触摸着贝壳,用自己的心灵讲述着在软体动物身上发生的一切。在这本书里,他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只注重对贝壳进行分类,而是把贝壳当作一种“生物信息之源”,从各种角度对其进行阐述,进而引发对生物学主要观念的探讨,力图揭示隐藏在其中的深意。它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现存贝壳的生存空间和地理分布,而且可以使我们体会到远古软体动物生活的艰辛。它不仅展现了美,而且引发我们去探究贝壳精美形态和新奇图案的形成,揭示了美之所以为美。

可以说,本书是对贝壳的一首颂歌,是对贝壳的建筑、适应、分布和历史的一种赞颂。软体动物的贝壳异常精美,却又琳琅满目,是人类的任何建筑作品都无法比拟的。它的美,足以惊天地泣鬼神,足以让人有充分的理由对其加以欣赏和研究。

随着软体动物的生长,贝壳在不断地壮大,与此同时,生命中的各种日常活动和反常情况也都详细地刻在了贝壳上。在记载生命历史的化石中,有大量因灭绝而留下的贝壳。通过对贝壳化石以及现存软体动物生死状况的研究,我们不仅可以知道贝壳是如何形成的,还可以知道贝壳的构造特征和作用方式。最终,我们还可以剖析出贝壳与周围环境的种种复杂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人类有何教益。

分子生物学家勃伦纳曾经说过,就任何一种生物结构而言,我们都可以提出三个最基本的问题——它是如何作用的?它是如何构造的?它是怎样演化的?不过,就贝壳而言,这三个最基本的问题都可以用经济学术语来表达。弗尔迈伊最终认识到经济学和生物进化间的联系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美苏之间的争霸迫使他去思考生物的进化是否还有更加宽泛的含义。结果,他发现海螺和蟹的进化动力学和超级大国的动力学之间非常相似。

于是,弗尔迈伊开始攻读他很讨厌的经济学,力图打破这种学科间的壁垒。在本书中,我们将会看到,他生动地把贝壳视作“房屋”,建筑者在建造和维修“房屋”时都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但其他的生命活动也需要耗费能量。贝壳对“房屋”的投入取决于原材料的供应状况、建造本身的耗费和它对“住房”的需求。“经济学”(economics)和“生态学”(ecology)都源于希腊语“oikos”,意思是“房屋”。当然,贝壳并不仅仅只是“房屋”。对众多软体动物而言,它还是“交通工具”,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它还可以充当进攻的武器、防御的堡垒以及吸引异性的法宝,等等。

非常有意思的是,贝壳的进化史告诉我们,有时“比较好”的确意味着“非常好”,但在很多情况中,“比较好”还不如“不好”,因为在纷繁复杂的生态环境中,任何一种生物获得成功的机会都十分有限。但是,“比较好”意味着分岔,意味着生命演化道路的多样性。如果我们把自然选择看作对“比较好”的生物有利,而不是对“最好”的生物有利,那么,我们立刻就摒弃了“适应理想”(adaptational ideal)的概念。最好意味着设计,意味着对某一情况的权衡,但生命的演化是自然而然,其中并没有任何主观因素。人类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可以想出各种策略,但自然选择无法做到这一点,它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因此,虽然“比较好”并不是“最好”,但它比“最好”更合理、更实际,并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就是“最好”。

但贝壳给我们的启示并不止于此。如同弗尔迈伊所言,贝壳是“生物信息之源”,贝壳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整个生命的历史,它对人类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真,也有美,更有善。

(《贝壳的自然史》,(美)海尔特·J·弗尔迈伊著,陈再忠、刘利平译,“普林斯顿科学文库”之一,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18.00元;《无与伦比的手——弗尔迈伊自传》,(美)海尔特·弗尔迈伊著,朱进宁、方玉珍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18.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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