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人道主义不是人类中心说。Humanism（人道主义）一词首次出现于文艺复兴时期。英文的Humanism是从拉丁文的Hu－manitas派生出来的，本意是“人性”、“仁爱”、“教养”、“文明”。然而，在罗马帝国的格利乌斯时代，就有与Humanitas的基本涵义相对应的两个词。一个是philanthropy，即善行；另一个是Paideia，即身心的全面训练，也就是人的教化。罗马文化与希腊一脉相承。可以说，罗马文化包括它的教化方式和内容都来源于希腊。在古代希腊，善行最早产生于荷马时代的英雄伦理。经过自然哲学家、智者和以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为代表的南意大利学派的努力，在反思荷马英雄伦理的基础上，形成了希腊世界特有的伦理：道德的形而上学。
教化与道德的形而上学相关，它包含两类内容，一类是教人以技艺，即arts，主要有修辞学、逻辑学、数学、几何学、天文学、音乐、辩证法等。这类教育内容是教人以术，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好公民，使受教育者能够有效地参与城邦事务。积极参与城邦事务，并且通过参与城邦事务赢得荣誉，就是一个希腊公民眼中的善行，这类价值取向是智者教育的特征。在中世纪，这类教育逐渐发展为大学的文理七科（seven liberal arts）。另一类是以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为代表的南意大利学派的教育。他们认为，人最根本的东西是灵魂。肉体是有死的，灵魂是不朽的。因此，他们的教育更注重教给人净化灵魂的知识，这种教育更注重培养好人。不过，无论是为掌握“术”求知，还是为净化灵魂而求知，都是求知，都属于培养希腊人的善行之列。这种教化方式被称作身心的全面训练，即人道主义。这是人道主义一词最初、也是最根本的涵义。伽达默说：“在教化概念里最明显地使人感觉到的，乃是一种极其深刻的精神转变。”（伽达默：《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上卷，第11页。）洪堡进一步指出，教化“意指某种更高级和更内在的东西，即一种由知识以及整个精神和道德所追求的情感而来、并和谐地贯彻到感觉和个性之中的情操。”（见上书）人道主义关注的问题是用什么方法，凭借什么理念教化人的心灵，使人的精神世界得以升华的问题，与人类中心主义风马牛不相及。
第二，宫文不知道“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价值所在。宫文认为，回答这一问题是为了凸显人的中心地位。可以肯定，在人的善行和人的教化背后，确实有一个重要的形而上学前题：人是什么？“人是什么”的问题由希腊哲学家首先提出。不过这一问题的提出，不是出于人对自己地位的优越感，而是出于一种忧患意识。当希腊人问“人是什么”的时候，面临的问题不是确定人是否具有动物性，也不是企图确定人的动物王的地位，更不是人对自身力量的盲目崇拜，而是企图知道人是否有可能越过人与神最本质的分界线——人是有死的，神是不朽的，使自己成为不朽的？正如赫舍尔所说，人问“人是什么”时，“并不是寻找自己的起源，而是寻找自己的命运。”（赫舍尔：《人是谁》，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页）寻找通向不朽的道路。
人关心人是什么时，人所关注的确实是人如何摆脱自己的动物性。但是，摆脱“单纯的存在”，是为了摆脱命运的安排，即，摆脱此在的有限性。希腊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几乎都是“人是……的动物”。但是，“人是……的动物”只告诉人们一个事实：无论如何，你还是动物。理性的动物，获取知识的动物等说法，与哺乳动物、两栖动物等说法一样，只是告诉人们人作为动物界一员的状况，或者告诉人们人与其它动物的相似和差别。但是，只要“人是……的动物”，就摆脱不了自然规律的束缚，而人当初提出“人是什么”的问题，恰恰表明人对自己自然命运的焦虑，是为了摆脱这种束缚。这一答案丝毫没有“对自身力量几乎是病态的盲目崇拜”，“去除神性贬低和蔑视自然，彰显和夸张人的理性能力”，而是表明了人对自己有死命运的焦虑，也寄托了人通过理性克服有死性的希望。
第三，宫文从“人是理性动物”得出有了理性就可以“包打天下”的结论，症结在于对理性的误解。宫文显然认为，理性本质上是工具性。客观地说，理性确实有工具性，但是，理性的根本标志不是工具性。近代哲学由怀疑开始。由怀疑开始就是由理性开始。“我思故我在”是近代理性主义的宣言。这个“我”是思维，是理性，是唯一确定的实在。把“我”从上帝的怀抱中、从固定的世界秩序和结构中拿出来，是人对自己的自我流放。这种自我流放对中世纪的价值体系形成巨大冲击。当奥古斯丁问“在上帝面前我是谁”时，意味着要知道我是谁，必须知道上帝是谁。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则告诉人们，要知道上帝、世界以及一切存在是谁，必须知道我是谁。我的确定性先于上帝，也先于一切存在的确定性。
康德热烈地赞赏这种思维方式，将其称作“理性的解放”。理性的解放是人类丢弃一切依托，凭借自己的力量立足于天地之间的尝试。福柯把这一尝试看作是启蒙。他认为，近代哲学就是回答“什么是启蒙”的问题。康德指出，“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己招致的稚嫩。”所谓“稚嫩”并不是指人没有理性，而是指不经外人指导便不能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这种稚嫩是理性长期受到束缚的结果。当时的西方世界，到处可以听到这样的呐喊：“不许争辩”。军官说，不许争辩，只许操练！税吏说，不许争辩，只许纳税！神甫说，不许争辩，只许信仰！启蒙的核心是努力使理性摆脱桎梏，获得自主性。在康德那里，也是在近代哲学那里，理性的自主性指理性不受任何外部力量干扰。“德语的‘rasonieren’不是单纯地运用理性，而是说运用理性时，没有其他杂念，没有别的目的，仅仅为理性而运用理性。”（尚新建：“近代的理性宗教”，载于《基督教与近代中西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理性的本质是人的自由，而不是工具性。
第四，宫文对科学的理解有误。宫文认为，“工具理性的具体化就是科学知识”，并认为培根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知识就是力量。”这一结论有点轻率。海德格尔把科学定义为“现实事物的理论”。“科学”一词在罗马帝国时期以拉丁文形式出现，仅指学问和知识。学问与知识是十分宽泛的，连沉思冥想之类的东西也属于知识之列。科学的对象当然是现实事物。所谓现实事物是在人的生活世界中起作用的东西。“起作用”意味着“做”（tun），它的词干属于印欧语系的dhe。“做”既指人的活动，指行动意义上的活动，也指自然的生长与活动。“做”最根本的涵义是在生命和生活过程中的自然行动。“自然”是指生命和生活在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中的所为，与个人所拥有的一切相关。在中世纪，“起作用”还指房屋、器具、图像的产生。后来它的意义变窄了，只意味着缝纫、刺绣、编织意义上的产生，即，物化的动作。但是，这个词不具有效应和起因的意思，也不是指一个物化结果的功用，而是在生命过程中自然而然的东西，是生命过程内在的部分。17世纪以来，现实事物成功的一面日益被强调，成功的对象达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可靠状态，被提升到一切其它事物之上，表现为“对象”或者“客体”。（《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现代科学、形而上学和数学”和“科学与沉思”。）它不仅与一般的事实相对立，而且与人相对立，与主体相对立。但是，这种对立并不是由科学的发展造成的，而是技术与科学精神分离的结果。
“知识就是力量”无疑是近代思想的重要内涵。但是，它本身并不意味着人可以为所欲为。雅斯贝尔斯指出，“准备适应自然总是自然科学家精神的一部分。不过他想知道自然在做什么，自然界发生了什么。”（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11页）这是科学家的“知者的自由”。当然，如果这种自由被推向极端，知者的自由就不是思想的自由与安宁，而是“为所欲为”。然而，把知者的自由推向极端的不是人的理性，而是人的物质利益和贪欲。由于科学在近现代社会明显的物质效用，因而它“一直享有巨大的威望。人们期待它解决一切问题，深入理解全部存在，帮助满足任何一种需求。……科学成为我们时代的标志，恰恰是它不再以科学形态出现的时候”。（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第109页）现代人只占有技术和技术的物质结果，却并不真正享有科学。尽管我们自诩我们的时代是科学的时代，但是，人类与科学精神的距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遥远。科学“精神本身被技术过程吞噬了”。造成科学服从技术，技术服从人的物欲的结果。笔者以为，这才是生态遭到破坏的真正原因。不应该让人道主义承担破坏生态的罪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