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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祷文——给未出生的孩子(节选)

2002-10-30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乔治·科夫斯人到中年,是一个婚姻失败的作家和文学翻译家。有一天,在作家疗养院里,他向他的朋友、一位哲学教授说起为什么过去他不肯让妻子把孩子生下来。因为他不愿让孩子到这个容忍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的世界来受苦受难。为此,妻子离开了他。他说起自己失败的婚姻,说起他前妻现在的新家庭,和她再婚后生的孩子,说起自己并不成功的事业,也说起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译者:彭伦)

“不!”我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毫不犹豫,完全出自本能,是本能反抗着本能,是反本能在起作用,而不是本能自身,这一声

“不!”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

“不!”也不是一个期望中的回答,表达我的不置可否,而我的妻只是笑我,她理解我,后来她也说,她从心底知道这声“不!”来得多么艰难,尽管我的内心苦苦挣扎想使它成为一声“是!”而我的回答——我相信我理解她,也知道她在想什么,可是那个

“不!”是那样一个

“不!”不是那种犹太人似的“不”,那个“不”的意思她已了然,不是的,我对这个字的确定像我对这个字本性的不确定一样,这个

“不!”只是一个

“不!”我说。即使我有大把理由,我也可以想像一次失望透顶的谈话是什么后果。让我们想像一下,这个孩子,我们的孩子——或者你的——如果这个孩子听说了什么而尖叫:“我不想当犹太人!”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看,这孩子不想当犹太人,可是怎么回答他呢,怎么就使一个人成为一个犹太人了呢?我得低头走到孩子面前——还有你——因为我不能给这孩子——和你——任何东西:没有解释,没有承诺,没有弹药,就我而言,犹太人意味着一无所有,一无所有也意味着犹太人;就经历而言它意味着一切,就犹太人本身而言,它意味着:长袍在身的光头女就站在镜前;就经历而言它意味着我的生命我的死里逃生,一种说明着我存在,我生存,我继续的精神形式;问题在于,无论是他或者她或者你都不能因此而满意。我还是要说,这不是一声犹太人似的“不”,不是那个“不”所含有的一切内容,因为没有什么比这种传统的所谓“不”更加糟糕,更加令人厌恶,更具有破坏性,和自我否定;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廉价更懦弱;我看够了杀人者和自强者公然宣称他们对生命的赞美;发生得太多太频,让我心生怨恨;没有什么比向他们祈求生命更加可怕和令人蒙羞;毕竟,即使孩子出生在奥斯维辛,也是一样。我的妻因为显而易见的理由,喜欢我挑起争议,尽管我相信她并不理解我就像我自己可能也不理解自己一样。就这样,没多久后我就得上电车,我总得去哪儿,天晓得去哪儿,好像是去做我自己的事——好像我真有什么事等着我——那些事确实存在直到被接管——我盯着车窗外,生怕在哪个站台都会被出乎意料地甩下去。电车载着我们在喧闹中往前开,在到处都是的令人窒息的建筑和毫无生气的苍白植物中往前开,突然,有一家人登上了电车,似乎给这一切猛然一击。我忘了说那是星期天,一个在天气回暖的季节里小心翼翼垂死的星期天下午。他们有五个人,父母和三个女孩,最小的那个还在襁褓中,粉的,蓝的,黄的颜色令她眼花,她止不住地尖叫。可能太热了,我想。她留着褐色头发的温柔的母亲衣着破烂,把她揽在膝头,弯下脖子轻抚着孩子的头,那纤瘦的脖子像芭蕾舞演员弓起的身,看起来像要断了一样。瘦骨嶙峋的二女儿站在母亲身旁,抱着小妹妹,那个有七八岁的大女儿用双臂围住小妹妹,表达着一种可怜的排外的团结。可是她的手被二女儿很生气地摇开。她想享受母爱,但已经失去了资格,尖着嗓子肆无忌惮地哭喊只是小妹妹的特权,她只好又一次孤独地站在一边,在这个阳光灿烂的下午体会着边缘,孤独,和忌妒的苦涩,直到她成熟以后宽容接受,或者,成为一根敏感的神经,藏在大脑深处的某个地方,当她的父母带给她的可怕经历熄灭了她的热情,那些她将容忍,将度过的日子,令人难堪,我想,如果不是难堪,那就是所有的耻辱,所有熄灭她勇气和热情的一切。那个褐色头发的强壮的父亲,戴着眼镜,穿着短裤,光脚踏着一双凉鞋,像还在发育的年轻人一样炫耀着自己的身体;他伸出他黄色的大手,小女儿最后在他突兀的膝头安静下来。在这五张脸上,相似的是那先知一样的信息,超越了他们各自具体的样子而突然出现。他们都是那么丑陋,衣着褴褛,境遇凄惨,却身浴荣耀;感觉如此混杂,在我心中几乎掀起一场战争:厌恶却引人注目,恐怖的回忆和挥之不去的忧郁;我看见这感觉写在他们的额头上,像那些写在电车上的火焰般跳动的字母:

“不”——我不能做另一个人的父亲,注定的,上帝啊,

“不”——我孩提时代的经历再也不应发生在另一个孩子身上,

“不”——我的心中有声音在尖利地叫喊,是可能的,这个孩提时代的经历,应该发生在这个孩子——在你——在我身上。是的,是时候开始对我的妻讲我的孩提时代了,或者也许,就是对我自己。我确实真不知道,但我确实抑制不住地像多语症一样喋喋不休地给她讲,我真的抑制不住,一天又一天,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不断地讲,实际上即使现在,即使我不再向我的妻讲述了,我还是在说。是的,我不光是说而且开始恍惚,就在这同一个城市,那让我感觉安全而亲切的一切都变成了那个时代的一个陷阱,我感觉城市在我脚下裂开,我落入一个无法形容的陌生境地,到处是折磨和羞辱,我希望不要看见我自己,那个我在跟随着的自己,例如,让我偷偷摸摸地在街边打个小盹,像个患病的贵族一样,在两旁小小的,废弃的,梦已残破的宫殿之间,在充满着童话故事的房子的阴影里,那小塔楼,风向标,和翘起的镂花屋檐的阴影里,而窗已封死,栅栏已破,被掠夺过的园子就那样裸露着,破破烂烂的,却又有条有理的,真切逼人,仿佛出土文物的现场。而我到底怎么结束这一切,如果你喜欢,可以说我碰巧成为这个城市中命中注定重生的一个居民,也许你更乐意我把自己当成一个笨拙的结果。就让我们把它当作命运使然吧,如果无论如何也是一回事的话,即使我们如此笨拙,也有一双可以自己看到命运的眼睛。是的,确实,在那些日子里,我相信,也许是自欺欺人地相信,我就那样武断地与这个城市了断,没有任何目的,在同一个地方,在同样一个城里叫做JOZSEFVAROS的那条街区,那里,与郊区的另一个街区FERENCVAROS相连,那里,换句话说,在那些日子里,我仍在那里住着,虽然那是简易楼里的简易屋,虽然那只是一个可怜的建筑,还在一个可怜的规划图上。(译者:菊子)

(摘自2002年10月17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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