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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数学家、哲学家、逻辑家、政治学和社会活动家之一。他博学多才，思想涉及的范围极广，所著书籍、文章卷轶浩繁。他的哲学观点随着社会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改变，他的思想深邃且充满了激情和活力，他的著作文辞优美，所有这一切使他成为我们时代最为驰名并且拥有最广泛读者的哲学家之一。
罗素尽管以哲学家的声名享誉世界，但是他并不是科班出身的哲学家。在大学里，罗素是学数学的。在研究数学时，他发现所有的数学都可以通过原始的逻辑予以定义，并且所有数学命题都是可以从少数基本逻辑原理演绎出来。在这样做时，他形成了一种逻辑的哲学思想。他认为逻辑具有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地位，他为了这个目的而引用的本体论，十分具有柏拉图主义的特性。
由于罗素不是科班出身的哲学家，而是由一个科学家“半路出家”的，他的哲学不是从前辈哲学家那里学来的，而是他自己在搞科学时悟出来的，因此他对哲学的看法就没有科班出身的哲学家那样的学究气。这里读一读他关于哲学的通俗而有趣的看法，是很有必要的：
“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他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就是哲学。思辨的心灵所最感兴趣的一切问题，几乎都是科学所不能回答的问题；而神学家们的信心百倍的答案，也已不再像它们在过去的世纪里那么令人信服了……对于这些问题，在实验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各派神学都宣称能够作出极其确切的答案，但正是它们的这种确切性才使近代人满腹狐疑地去观察它们。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如果不是对它们的解答的话，就是哲学的业务了。”
罗素认为，哲学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人们对哲学问题的解决主要是受人们生活的环境决定的，当然反过来他们的哲学又在决定他们的环境上起着很大的作用。因此一部哲学史就是人们的生活环境与哲学问题的交互作用的历史。
基于这样的哲学史观点，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与科班出身的哲学家所写的标准哲学史相较，具有以下极为突出的特点：
第一，罗素不大注重哲学本身的发展规律，而更重要的是强调政治、社会的发展规律，有时甚至用后者来剪裁前者。这是标准哲学史的大忌。但罗素显然是要反其道而行之。他说：“我的目的是要揭示，哲学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这一目的就要求我们对于一般历史的叙述比通常的哲学史家所做的为多。”此外，罗素认为，如果要想对一个哲学家有深入而同情的理解，也有必要叙述一般的历史。这样，比起标准哲学史来，罗素用较大的篇幅来叙述一般的历史。
第二，罗素不大注重哲学家的学术有多么深刻，而是更为强调一门哲学对于它的时代所起的影响有多大。所以罗素在论述哲学家时，将那些对社会影响大的写得就详细，而将那些对社会影响较为小的就写得较为简略。有一些人，不是真正的哲学家，如卢梭和拜伦，前者的主要贡献是在政治学方面，而后者纯粹是一位诗人，是不入标准哲学史家的法眼的，但是罗素认为，他们“如此深远地影响了哲学思潮的气质，以致于如果忽略了他们，便不可能理解哲学史的发展。”因此他用大量的篇幅来阐述他们的思想。此外，对于那些对哲学的发展有过影响的政治家，罗素认为在哲学史上也应有其一席之地，比如他认为“很少哲学家对于哲学的影响之大是能比得上亚历山大大帝、查理曼或拿破仑的。”因此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对他们也着墨甚多。
第三，在讲到哲学家个人时，罗素很注重讲述与他们的生平和社会背景有关的东西，有时还将他们的某些无关紧要的细节或一些趣闻逸事也记录下来。这也是科班出身的哲学家不屑做的。最著名的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他在讲述亚里士多德的生平时，只用了一句话：“他出生，工作，死亡”。但是罗素认为，这些细节和逸事往往足以说明一个人或他的时代，因此是值得记录的。
第四，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没有标准哲学史的学究气和晦涩性，它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文辞优美，生动有趣。罗素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西方哲学史》是他获奖的代表作。因此它是一部既具有思想深度又具有文学才情的哲学史。
总而言之，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虽然不是一本标准的哲学史，但是它是一本极为有特色的哲学史，在著名的哲学史书籍中有其自身的一席之地。它虽然不可作为哲学系学生的标准教材，了解哲学史上的哲学家们的最正宗的哲学思想，但是它是喜爱哲学的一般读者的最好的读本。
（《西方哲学史》，罗素著，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