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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中日友谊世代长存

2002-11-06 来源:中华读书报 袁越 我有话说
在“大学三部曲”(《大学城》、《大学恋》、《大学梦》)里边,我曾用不多的笔墨写了几个来自欧美的外国留学生。日本留学生只是偶然提一下而已。至于第四部小说写什么,开始时,我曾想将在三部小说中一直当配角的文学系陶玲君教授推上主角的宝座。正在这时,即1997年秋天,一个秋高气爽的早晨,我在复旦大学体育场锻炼身体时,与来自东京的日本留学生山口真美小姐相识,此后,我脑海里的形象思维却起了变化。山口真美小姐容貌秀美,神态温和,她富有正义感,对中国人民怀有友好的感情。经多次交往,成了朋友,不知不觉产生了想写写日本留学生的念头。她很高兴,并把一位健美、潇洒、待人热情的男同胞神崎裕造介绍给我,在这两位日本留学生真诚关照下,就先后又认识了几个男女日本留学生。他们知道我要写一部反映日本留学生在上海生活的小说,都甚为喜悦,跟山口真美及神崎裕造一起,提着相机来我家拍照、聊天,并嘻嘻哈哈地一起吃蛋炒饭。有时,我也去他们寝室走访,了解日本学生的生活状况。记得有一次神崎裕造和他的同屋都患了重感冒,我带了药、水果和菜粥去看望他俩,神崎裕造躺在床上,拉住我的手流泪了。为了扩大生活面,通过他们又认识了一些韩国和德国的留学生。那位德国留学生很活跃,也很可爱。一天为了庆贺一个日本留学生生日,请我一起去南京东路德大西餐馆吃西餐。有些生动的生活细节后来都被我写入了小说《大学樱花雨》。而在我创作这部小说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要算山口真美和神崎裕造这两位日本留学生了。山口真美在复旦求学时,结识了几个中国朋友,其中有大学生,也有一度成了她汉语口语老师的打工仔陈路。她是我家常客。我家里人都很喜欢她。她常在她寝室里煮了美味的日本菜带来让我家人品尝。打工仔陈路20岁生日,她也很重视,请了几个中国朋友在我家一起为他祝寿。这些生活,对我创作都有用。她常在我书房里谈她的思想、生活及童年趣事。因为,我写的是长篇小说,反映的生活面要开阔一点,即不能局限于校园。她学习很忙,但还是以日语翻译身份陪同我去茂名路花园饭店参加在上海的日本太太的集会及走访日本家庭等活动。她对我很贴心,她在上海生活一年,先后为我写了几万字的素材。她办事很认真,记得她回国前我陪她去浙西莫干山游玩,住在当地农村一位企业家花园住宅里,她早晚总是抽时间埋头为我写素材,至今回想这些往事,我心里仍然很感动。神崎裕造没有像山口真美那样有较高的汉语写作能力,我只能请他到我书房里进行口头采访。

他对我很尊重,很关心,每次采访,他不但带了日本制造的录音机,而且还为我提供许多磁带。他对我提出的问题,回答认真又仔细,谈话时毫无保留,连爱情上的“隐私”也都愿意跟我说,先后为我录下了九盘磁带,真是难得呀!这两位日本青年写在纸上和录在磁带上的详实的素材,为我创作《大学樱花雨》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内容。我非常感谢他们,也非常想念他们!

在创作过程中,复旦一些大学生也给了我很好的配合。化学系屈建华同学是个重感情的男孩,他与日本留学生热情相处,为我从中国学生的角度来描写中日学子的关系提供了不少故事。计算机系楼明同学是个机灵又刚毅的人物,他对现实生活中看不惯的事,常会挺身而出。在我创作这部小说过程中,他遇上一件为一位老教授抱不平的事儿。在他建议下,我作了虚构,将其纳入了小说。毕业后,他工作繁忙,但仍然关心我的创作,一次次通过传真,为我提供我不太熟悉的电脑方面及足球场景一类的细节。对了,还有一位叫董涛的浙江籍同学,我与他短暂的几次接触中,他坦诚地向我解剖了自己“我行我素”的性格,为我塑造何平凹这个自由散漫的大学生形象树立了个“模特”。值得一提的是,小说高潮处,出现了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中那个龟井雄一郎破坏我国学生抗议美国侵略行径的大幅标语的重要情节,这真实事件发生在浙大。我是从董涛那儿获悉的。他当时为我端端正正所写的素材纸头,至今还留在我的书桌抽屉里。他前两年就毕业了,不知他在何处?我很想送书给他,并向他致谢致意。

今天,当我这部反映中日青年关系的小说问世之际,我还得向帮助过我的中田庆雄、森村诚一和进士克彦夫妇鞠躬致谢!中田庆雄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小说创作之初,一个偶然机会与他相识,他曾给我赐教;森村诚一的名字,我们许多中国人是熟悉的,这位著名的日本推理小说家,当他得知我这部小说里需要引他作品中一段文字时,他通过传真满足了我的要求;进士克彦先生是日本林内株式会社驻上海合资公司的总经理。我和他们夫妇有缘成了好朋友。从整个小说创作过程中,进士夫妇总是不厌其烦地通过传真和电话回答我提出的种种问题。为了让我感受一下日本家庭生活,一天,进士先生亲自开了一辆小轿车到复旦接我去他家做客。日本夫妇热情的款待,令人难忘!我要把到手的第一部小说恭敬地赠送给这对日本夫妇,以示一个中国作家对日本好友深深的谢意!

今年,正是中日恢复邦交30周年。由于历史上的原因,我们两国关系较为微妙。在我这部小说里,也反映了这一点。是的,在当今的日本国,像我小说里所描写的龟井雄一郎这种把中国称为“支那”的人,并非个别。但我认为,大多数日本人对我们中国人民还是友好的(包括那位尊敬的前外相田中真纪子女士)。我创作这部小说过程中,受到这么多日本人的热忱帮助和支持,不正说明了这一点?从山口真美和神崎裕造这些日本青年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精神风采,使我对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充满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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