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后，我们再回头看看《等待戈多》的辉煌演出史，有一些东西就变得非常有趣了。在作品的结尾处，狄狄和戈戈因为戈多又一次爽约，当然非常落寞，不禁重提上吊的问题——自杀在哈姆雷特的“生存还是毁灭”的经典独白中已经被周密地思考过了，因为死亡世界的不可知让哈姆雷特把一只准备迈向坟墓的脚又缩了回来——狄狄和戈戈当然不是哈姆雷特，生存还是毁灭，这个问题问得太形而上了，他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是形而下的，是自杀工具问题。他们只有一条裤腰带，一条并不结实、一扯就断的裤腰带，因为没有自杀工具，所以上吊只好作罢。戈多没有来，死也不容易，最后两个流浪汉于是鼓足力量，决定把等待进行到底。
从某种意义上说，《等待戈多》说的是一个“等人等得想一死了事”的荒唐故事。作者贝克特肯定没有料到，他的同胞们能够从这个故事中寻找到让他们特别开心，也特别忧伤的乐趣。不过，这种乐趣恐怕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这很正常，因为还有更多的审美趣味同样成为了历史陈迹。譬如古希腊人，他们喜欢看那些儿子杀父娶母、妻子偷情杀夫、母亲报复杀子的故事，似乎他们的神经类型要比常人坚强得多。之所以提及这些，目的是想说明某些趣味有时候类似于一种精神病症——审美史从某种角度也可以看作为“精神病症史”。狄狄和戈戈等待戈多的故事，在今天已经部分丧失了审美感应的可能，因为戈多爱来不来，等待也毫无必要，所以当人们站在“等待没有必要”的立场上来看狄狄和戈戈的时候，这两个流浪汉就大大地冒傻气了，而50年前《等待戈多》风靡西方世界的火爆现象也会随之成为一种“精神病症”的表现。
到底是什么让《等待戈多》能够在50年前打动人心？等待是人生的一种境遇，每个人都经历过等待，等待往往令人烦躁，不过有时它也会表现为一种甜蜜的折磨，这就取决于等待的对象了。但是，不管等待与哪种情绪相伴，都很难成为人生的一种隐喻。把人生的过程看作为漫长难耐的等待过程，的确是一种特殊的观察角度和情感体验。也许有一种人会将人生体验为等待，那就是囚徒。有意思的是，在《等待戈多》的演出史中有一次演出具有特别的意义。1957年11月19日，《等待戈多》在圣昆丁监狱上演，观众是监狱的1400名囚犯。演出目的当然是为了丰富监狱的文化生活，而选择此剧的原因主要是考虑到剧中没有女性角色。这次演出非常成功，所有的囚犯无一例外全部都被震撼了，显然这些特殊的观众们在狄狄和戈戈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疑问正在于此：贝克特创作《等待戈多》的情感生活体验是什么呢？上百万名的观众与《等待戈多》的情感共鸣基础是什么呢？从逻辑上讲，应该类似于一种监禁体验，囚徒体验，渴望被拯救的体验，夸张地说，那是一种类似于被判无期徒刑的犯人的体验。这种逻辑自然延伸的结果会令人非常吃惊：50年前，西方人的精神生活普遍地与绝望这种情绪有关。当然，这并非是什么新鲜的发现。西方精神文明在上个世纪被“上帝死了”和“科学理性神话的破灭”两度重创的经历一直被人们描绘着，“泰坦尼克号”沉没了，它被“固体水”撞着了柔软处，“液体水”就消灭了它，这是荒诞感的由来。《等待戈多》也因此被艾斯林划归到“荒诞派戏剧”，并被视为经典。但是，我们如果只认识到了《等待戈多》中的绝望和虚无情感——这是我们一贯的认识，我们就会忽略《等待戈多》的潜在情感，那是一种“上帝信仰”的根深蒂固的宗教情感，这种情感与“信仰——拯救”的文化模式有关。因为在这种信仰模式中，人生同样有可能被视为等待的过程，也就是说，只有基督信仰，才会有等待戈多。《等待戈多》的复杂性在于：作者一方面暗示了戈多的虚无，另一方面又翘首期盼戈多哪怕是姗姗来迟的脚步。贝克特在《等待戈多》中并没有杀死上帝，因此《等待戈多》身处西方精神变迁史中的一个特殊点上，在这一点上，日暮苍茫，“虚无”和“信仰”执手相看，无语凝噎。
《等待戈多》是囚徒体验的产物，也是信仰体验的产物，说到底还是50年前西方精神生活的产物。50年的时间足以把艺术经典变成文献资料，《等待戈多》因此也就成为了一份记录古怪精神状态的档案。今天，“理性”扮演成戈多重新回到了人们的生活中，所以等待成为过去；今天，仍然有坚定的虚无主义者，但是因为他们坚定地“虚无”，所以同样不会无聊地等待。人生不再是等待的过程，《等待戈多》也就与人们隔膜了。另外，我想顺带说的是，中国人与《等待戈多》就更是擦不出火花了，这倒不是因为50年的时间差，而是因为中国的虚无传统在艺术上有着自己的一套表现形式。中国的文人们在作品中只会让主人公过足红尘生活的瘾，末了才会顿悟人生原来是场空！所以，我们又怎么会去喜欢狄狄和戈戈没有食色的等待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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