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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兆言说俞平伯

2002-11-13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印象中的俞平伯先生是个老小孩。70年代初期,有一次我姑姑请吃烤鸭,地点在西单附近,是一家有名的老字号,正吃着,姑姑低头说,隔壁桌上的老先生,好像是俞平伯。我大伯母也在,看了一眼,点点头说当然是他。那时候还是文化大革命中,轰轰烈烈的暴风骤雨已过去,正处于相对平静。大家偷偷上馆子,朵颐大快,熟悉的人见面都不打招呼,因为吃喝毕竟有资产阶级的嫌疑。我当时半大不小,只知道这老头是毛主席亲自点过名的。或许面对面的缘故,印象最深的是圆圆的大脑袋,穿着旧衣服,看上去像个淘气的老和尚,胃口极好,不停地吃,津津有味。

后来看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提到当时的下放:

两连动身的日子,学部敲锣打鼓,我们都放了学去欢送。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我看着不忍,抽身先退……

读了这段文字,心头也不由地“不忍”起来。想当年的高干子弟,当了知青回京探亲,去莫斯科餐厅或者新侨饭店吃西餐,因为肚子里缺少油水,食量之惊人让服务员目瞪口呆。饱汉不知饿汉饥,算算日子,那次遇到俞平伯猛吃烤鸭,大概是刚从干校遣归回京。老夫聊发少年狂,能有如此好胃口,显然遭遇了一番磨难。他在干校待了一年多时间,搓搓麻绳,看看厕所,干的是轻活,毕竟年岁不肯饶人。当时生活条件的艰苦,已有不少文字报道,他老人家自己也赋诗记录:

炉灰飘坠又飘扬,

清早黄昏要扫床。

猪矢气熏柴火味,

者般陋室叫“延芳”。

螺虫师壳里且盘桓,

墙罅西风透骨寒。

出水双鱼相照活,

者般陋室叫“犹欢”。 文化大革命中最流行的一句话,是改造思想。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的世界观一旦形成,想再硬改造过来,可能性微乎其微。好在俞平伯永远有一份童心,即使文化大革命那种不堪的日子,也能平静对待,无怨无悔。我祖父老笑他一手好字,可是写完一封很漂亮的信,却怎么也叠不整齐,马马虎虎往信封里一塞完事。我祖父非常喜欢俞平伯的字,来信总是读了又读,有时候还给小辈讲解他的书法好在什么地方。俞平伯与祖父有着70年的交情,最近出版的《暮年上娱》,收录两人晚年的通信,厚厚一大本,竟然有45万字之多。老派人很讲究细节,偏偏俞不拘小节,俞家是江南名门,数世单传养尊处优,一向由佣人伺候,像叠信纸这种书僮干的活从不往心上去。

俞平伯早年曾与傅斯年先生一同出国留学,可是出去没几天,就仓皇地跑了回来。学费当然是个问题,没人照料也是主要原因。说他五谷不分四肢不勤,大约算不上冤枉。俞平伯是我所见到的老人中,最有少爷脾气的一位。说到他,大家就觉得好笑,因为少爷脾气说白了还是孩子气。一个人终身都能保持住孩子气,是一件非常可喜可贺的事情。譬如遇到喜欢吃的菜,他似乎不太想到别人,一盘虾仁端上来,尝了一筷,觉得味道好,立刻端到自己面前尽情享用。又譬如抽烟,烟灰与烟缸无关,懒得去掸一下,烟灰不断地落在胸前衣服上。记得“文革”后期,有一次请他吃饭,来了几位老先生,都是会吟诗的,吃着喝着便诗兴大发,抑扬顿挫朗诵起来。做小辈的轮不到上正桌,俞平伯吃着吃着,突然童心大发,离桌来到我们这帮孙子辈面前,红光满面吟了一首古诗。我只记得怪腔怪调,一句也没懂。

俞平伯是个典型的才子。记得大学读书时,老师讲大学问家,不外乎几种途径,一是出自名门,一是源于名师。俞平伯两条都沾,曾祖父俞樾是曾国藩弟子,又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师傅。父亲俞陛云考场得意,是名列第三的探花。他自己出身北京大学,是旧派人物黄侃的高足,是新派领袖胡适和周作人的学生。文学史上谈到白话散文,常把他尊为一家。平心而论,他的散文并不算太好,文白交织有点拗口,还有点洋腔洋调。说好,是因为有才,说不好,是因为略有些卖弄才。

当然,卖弄才也是孩子气的另一种表现。俞平伯的看家本事,还是旧学根底。他的文言文如火纯青,对唐诗宋词有独到的领悟能力。他的字和旧诗都是一流的,同龄人中间,达到同等高度的人并不多。俞平伯生于上世纪的千禧之年,在他所处的时代,旧学问以惊人的速度退化,结果他一身好本事,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展开。不管怎么说,还是属于幸运,针对上个世纪的动乱,好歹也是善始善终,虽然不得志,却还算不上太“郁郁”,因为他一直活得比较天真。

看朱自清先生日记,常可以看到俞平伯闹加薪。他们是好朋友,朱自清当了系主任,俞平伯要闹,当然是纠缠他。朱颇有帮不上忙的苦恼,在清华,没有洋文凭,照例要吃些亏。少爷脾气的人通常不太会过日子,公子哥儿都是花钱的主,用钱胜于挣钱。上世纪的前50年,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都阔绰过,差不多也都穷困过。这是为什么共产党得天下以后,大多数知识分子持赞成态度的重要原因。历史地看,虽然有“五七”年的反右派,虽然有文化大革命,中国知识阶层的生活水准,大大高于人民群众,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俞平伯不止一次受到批判,最著名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还有文化大革命中下放干校,说到底还是公子落难的小插曲。他的生活待遇大多数情况下是好的,是一级研究员,是全国人大代表。

如果没有《红楼梦研究》批判,如果不是毛主席在运动中点他的名,俞平伯绝不会有那么大的世俗影响。败是这本书的批判,成也是这本书的批判。本来很简单的学术之争,于是上升为一场阶级斗争,而《红楼梦》也逐渐成为“显学”,谁都来插一杠子,都想成红学家。

粉碎“四人帮”以后,红学热闹非凡,动辄又把俞平伯当名角搬出来,真让人哭笑不得。他活到了90岁,死前得到了很多荣誉。其实《红楼梦研究》在一开始就是戏,因为手稿刚完成,便稀里糊涂地弄丢了。如果真遗失,后来可能是另外结局,偏偏朱自清逛旧书摊,无意中又发现了这部手稿,捡到的人竟然当废纸卖了。于是书得以《红楼梦辨》的书名正式出版,印了几百本。这是二三十年代的旧事,到50年代初期,俞平伯因为父亲过世,跟书店借钱安葬,还不出账,只好以抵债的形式,将旧稿加上两篇小文章,换个书名出版。这一出版,很决遭遇了大批判,年轻的李希凡与蓝翎脱颖而出,迅速成名,俞平伯也因此成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代表。

(摘自《万象》2002年11月号,叶兆言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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