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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位瘦小清癯的老人，你也许想不出他曾经是行武出身，曾经在荒无人迹、土匪出没的大山里独自闯荡。他说，世界上美丽的姿态，是手执武器躺在战场之野的勇士姿态。这位弃武从文的老人，也许正因了这段经历，直到今天，还让人觉得桀骜坚毅，傲骨凛然。
当我写完这本访谈录后，连续几天晚上仍伏在柔黄的灯光下再次展卷《贾植芳致胡风书札》，那宽幅中式线装本影印了贾植芳先生早年圆熟宽舒、厚实洗练的墨迹，引起了我浓厚的阅读兴趣。用心解读似乎体味到了满纸微微流淌着的那份潜在的心灵激情，犹如浸透了陈年积淀的“要和世界一齐痛苦”的虔诚，也充溢着他青年时代辗转各地的印痕，有苦闷、孤寂和彷徨，有感喟、思索，也有希冀与梦想。他将书信这种自由而独特的文体写得真挚坦荡，文字句式极为干净，颇耐琢磨。诚如鲁迅所说，尺牍是“较近于真实”的，“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周作人也说过：“中国尺牍向来好的很多，文章与风趣多能兼具，但最佳者还应能显出主人的性格。”应该说，这是一种追忆消失已久的个体历史及文化形态的阅读方式。
贾植芳先生少小离家，走出娘子关赴太原、北平和东京求学，为抗战闯荡于军队，奔波于各地。一旦与他聊起这些，会看见猛吸过的一缕白烟从他指间袅绕腾升，弥散过他那饱经人世悲辛的脸庞，他会说：“我的前半生经历复杂，社会上到处跑。”虽然甘于成为一个难有相对稳定通讯地址的飘泊者，但书信无疑成为他与亲朋好友来往联系的一条重要途径，他以书信来宣泄心里的块垒、忧愤，书信成了他生活的慰藉和寄托。可以推想，性喜交游、旅次勤于书札的他，在前半生所作信函的数量一定是非常之多。
据说当年在中条山战地，他看不惯部队上下级的恃强凌弱、卑躬屈膝等腐败现象，如抨击会背上“破坏抗战”的罪名，一怀愁绪的他，只得给在延安的贾芝写了许多直抒胸臆的信作为倾诉，其兄一直保存这些来信，直到解放后弟弟“出事”才忍痛烧毁。贾植芳大半生处于颠沛流离、坎坷磨难的生存状态，1955年再次罹难长达25年之久，使有关个人生活历史的全部记录都片纸不留。倘若有人收藏其所作信函，竟会如同私藏炸弹一样危险，女作家苏青就因家中被抄出他的回函而受株连入狱。毋庸置疑，他在60岁以前所作书信能够存留至今的当属凤毛麟角。往事如烟云过眼，现在当他想为自己80余年的人生经历“算一下总帐”时，也就免不了要感叹：“我们在历史上的损失够多的了！”
贾植芳先生是“七月派”的一位重要作家，他与胡风的订交始于1937年间。他们除了在解放前后的一段时间同住在上海外，长期以来一直保持通信联系。难能而幸运的是，胡风保存了其中一部分来函，它们被查抄作为“罪证”而备受重视，因此未被毁损，终于得以归还。但还是遗失了数通，他说：“当年有几封信上被‘御批’之后就没有了。”如今能览赏到这批劫后幸存的信札，是由梅志先生在发还物中检出提供给他的，从1938年4月21日至1954年11月20日（书中最后一通，我以为应是1953年所作）计31通。其中极大部分作于三四十年代，解放后所作信札仅剩下5通。如今有幸能读到这批很有历史价值的信札，对于研究胡风与贾植芳的交游，又是一份重要的材料；同时，涉及我所关注的他在青年时期的事迹，不仅发掘出了被痛苦时光掩埋的史实，也能弥补“记忆有时靠不住”的错觉。有时夜深时分阅读这些独白似的发自内心的深沉话语，我会觉得这些致胡风的信函，如同一般称之为自述式的回忆录，或许还会产生当年他伏案奋笔疾书致胡风是专为以后让我编其年谱而作的幻境。
我常常会想像着这样的情形：“晚上月明风静，心平如镜”，他忽然想起收到胡风来函“是很久的事了”，明天就要脱离军队的生活，接着“不知又在一个什么环境中”生存；也许想到了自己所作的许多手稿，带着一路奔走不便，还是寄给胡风，“即请存兄处，不一定非发表；其中兄认为尚可发表者，就请兄随便写个笔名发表之亦可。总之，任凭兄裁处耳”。此时他又记起“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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