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牵涉到对当代中国妇女问题的重新理解：我们是不把妇女当妇女？还是不把妇女当人看？中国当代社会是要解放妇女，还是要解放人？因为人的解放，也包括男人作为人的解放。再深一步，中国目前包括男人女人在内的人的问题，究竟是“解放”的问题，还是对人的“重新理解”之问题？
显然，“不把妇女当妇女”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因为妇女在人群中只是指性别差异的类，本身并不包含价值判断。我们只能说把妇女当人或不当人，把妇女仅仅当作性工具或不仅仅是性工具，而不存在本然意义上的“妇女解放”之问题。我们不可能说妇女原来不是妇女，今天我们要把妇女当妇女；也不可能通过妇女解放，让妇女不是妇女。因此，如果妇女本身不存在着解放什么的问题，“妇女解放”便是指不把妇女当成“被压迫”的群体。但“被压迫”其实是含糊其辞的说法。按照西蒙·波伏娃的看法，妇女文化上的被压迫有其生物学的渊源。因为在自然性上，妇女就是靠“被压迫”完成与男性的性行为的，而在性行为上妇女反抗“被压迫”，或让男性处在“被压迫”状态，则不是导致性行为的失败，就是会影响性生活的质量，这叫做不自然。也可以说，性本身不存在一个男女平等之问题。这意味着，自然意义上的妇女的“被压迫”，其实是正常的。而人类文化虽然不同于自然，但在人总是被自然决定、文化其实是对自然的不同理解、人再怎么文化还是有其自然的一面的意义上，女性在男性面前的被压迫，只能有程度差异，而不可能彻底消除差异。这就像杜十娘可以怒斥李甲的薄情，但并不能摆脱夫权的制约一样——传统女性的依附性，只不过体现在找一个可以让自己感觉好的男性来依附，接受心甘情愿的统治。因此，如果“妇女解放”不是彻底解决妇女的“被压迫”问题，那么问题就转到什么样的被压迫是合理的、什么样的被压迫是不合理之讨论上来。在“被压迫”意义上彻底解放妇女，也就成为伪问题。
这也就是说，女性自然意义上的被压迫和文化上的反压迫，可以通过理性关系的建立而获得平衡——所谓人的现代化，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既不能像中国传统文化那样将自然性的女性被压迫类推为文化上的被压迫之正当，也不能向西方某些极端女权主义者那样，因为强调文化上的反男性压迫，而在自然性上也想主宰男性。这两种取向都是不健康的。如前所说，“妇女解放”想达到的目的，如果仅仅是“能顶半边天”，或与男性“同工同酬”，但却摆脱不了在社会上受轻视的境遇，那么“妇女解放”真正要解决的，其实是“人的解放”之问题，即对妇女的尊重问题。也即中国封建社会的问题，是不将妇女当人来尊重，而不是妇女简单地走出家庭获得相应的经济独立，也不是妇女简单地反抗男权中心。虽然经济基础在某种程度上决定意识形态，但一个大款不会因为其经济能力而一定被社会尊重、一个小保姆也不会因为其经济依附而不被社会尊重，那种能引起我们尊重的是一种人格力量和意志独立，而不是经济独立或与男性同工同酬这类生存权。换句话说，杜十娘引起我们尊重的，不是因为她的自食其力和所积累的万贯珠宝，而是因为她不能接受丈夫的情感背叛以及对爱情的执著所显示的人格力量；反之，一个妓女或许可以获得经济独立，但在中国仍然不可能被社会尊重，甚至不可能被她们自己尊重，原因即在于她们常常放弃了以爱情为标准的人格底线。这也就是杜十娘与一般妓女的区别所在。因此，人的尊重问题，是建立在不依赖、不欺骗、不奴役、不支配基础上的人的自由意志、情感、思想以及对此的捍卫——这种捍卫在传统社会可以突破神权、君权和夫权、男权，在现代社会则可以突破物质力量、文化暴力、种族歧视、阶级压迫、感官及快乐主义之种种束缚。因此，如果说鲁迅笔下个性解放的子君为什么只能引起我们同情而不能获得我们的尊重，原因不是在于其经济的无助，而是她对母亲和涓生所具有的依附和孱弱——子君无法依靠自己站立起来；同样，中国人为什么难以获得西方人文化意义上的尊重，则在于中国现代人对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双重依赖。因此，甘于依附者可以唤起我们的怜悯，而不甘于依附者，才可以获得我们的尊重。这意味着：“妇女解放”如果是像李双双那样获得对丈夫的支配权，男性可能会畏惧这样的妻子，但很难将这种畏惧转化为尊重——一如人们对《水浒传》中的顾大嫂和扈三娘之敬畏一样；我们不会单纯尊重统治者，也不会单纯尊重被统治者。那种将“妇女解放”和“女权主义”实践为获得对男性支配权的做法，可以带来女性的快感，但也正是男性中心不可能被替代的逆反性原因。因此在支配与被支配、依附与被依附的文化关系中，很难建立人的平等之尊。这才是在“妇女解放”背后所蕴含着的深层次问题。面对这一问题，“妇女解放”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伪问题。
我尤其想说的是，面对“人的解放”之问题，男性世界也存在着问题，甚至比女性问题更突出。中国男性世界中普遍存在着的以人的地位、权力、身份、名气、才华来划分尊卑的文化习惯，男性群体中的主奴、师徒、哥们等关系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排他意识、圈子意识，正好说明中国的男性中也缺乏对人的普遍尊重的意识，即对下属、徒弟、敌人和平凡、平庸之辈也应有的尊重。尊重不仅体现在礼节上，而且主要体现在内心。一个男性如果在内心尊重对方，就会力争谦和、平静地理解对方。然而，非理解性地“相轻”，不仅在文人圈内，而且在文人圈外，都是一种横贯古今的存在。“轻视”不仅与“打倒、克服、取消”这类中国传统的虚无式否定观相关联，而且与“消长、有无、优越”这种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否定观相关联。这也就是中国人特别能够接受、并且在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消化黑格尔哲学思想的原因。在中国文坛的争鸣中，男性学者“否定”一个“对象”，无论这对象是人还是人的思想、品格、学问，常常不是首先愿意尊重和理解对方，而是首先在情感上轻视了对方、然后采取了不屑于理解的态度，再在价值判断上很简单判定对方的死刑——二王之争就是一例，刘姚之争到后来也是如此。进行所谓的“人的启蒙”的学者们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一般老百姓了；以理性重于感性的男性学者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女性了——女性是干脆以不理睬来体现自己的轻视的。而在对“晚生代”的一些作家的评价中，道德性的轻视优先于文学性的理解，自然也是一例。所以这里也谈不上尊重。
当然，我将对人的尊重理解为“人的解放”的应有之意，并不意味着“人的解放”就必然包含这一内容。毋如说，人的解放主要是相对于打碎理性枷锁的一个概念，而现代意义上的“人的解放”，则是相对于封建理性和古典理性的人文主义运动。也就是说，“人的解放”如果不和具体的人文主义思想联系起来，它就仅仅是一个“反理性”概念，但并不包含建立新的人的理性之意。而如果不能建立新的关于人的理解，所有关于“人的解放”之运动，最后是可能无效的——我们还是会像“子君”和“涓生”一样回到过去的理性之中。20世纪中国学人谈“人的解放”，显然与依托西方近代人文主义和现代关于人的非理性哲学的思想有关，而一旦这种解放流产，有的人就很快从传统文化遗产中找依托、找资源，正好说明了这个问题。我所说的人的相互尊重问题，虽然也与西方的人文思潮相关，但并不意味着与西方建立在个人权利基础上的“人人平等”观念等同。2001年美国的林毓生先生在上海图书馆曾经做了一个“西方民主的前提”的报告，谈到了“个人权利”作为西方式民主的前提，并认为东方式的民主均存在忽略这一前提的问题。我在报告后曾经请教林先生如下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学者即便可以明白西方式的民主理论，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能否实践西方式的民主，我抱怀疑态度。因为中国人对心灵安顿和幸福的重视，远胜于对“个人权利”的自觉，法轮功现象就暴露出这一问题；二是鉴于西方式民主已暴露出社会责任感匮乏等惟我独尊之问题，中国式的民主内涵可能要突破西方式的民主内核，将“个人权利”、“社会责任”和“心灵依托”作为不可或缺的问题一并考虑。林先生承认我所说的问题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但他显然一时难以回答。这一难题其实就是如何对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人”进行新的理解之问题。“人的解放”如果不和这种新的理解结合起来考虑，其文化创造的程度就是极其有限的。
如果说在人“解放”以后，他的身体和心灵的安顿是更为重要的问题，我所说的“人的尊重”问题，便只能是中国人的重新自我理解的一个底线（即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西方式的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人人平等”作为我们的底线）。但除此之外，中国现代人的心灵依托，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理论思想创新问题，牵涉到我们对理想、信念和幸福与人的底线之关系的新的理解。相对于这一问题，“人的解放”就仍然是一个比较表面化的伪问题，更超出了“妇女解放”所能涉及到的内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