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先生说：“似是舒芜先生与罗师之兄志甫先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号破衲）相识，因志甫先生而与元贞先生通信。”马先生说得不错。我与志甫先生的确相识，且不仅是相识而已，我们抗战末期便在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同事，是很接近的几个朋友之一。抗战胜利后，我在徐州教书。罗志甫先生在北平教书。1947年5月，我因事由徐州去北平一趟，《舒芜口述自传·第五章劫后河山》中叙述道：“我住在老同事罗志甫教授的寓处。罗教授是广东新宁人，是20年代的留法学生，抗战前在北京的中法大学教书。我们过去都在女子师范学院教过书，他在历史系，教西洋史，彼此关系不错，至今我还保存着我和他以及台静农、柴德赓四人的合照。当时我们几个人相处得最为密切，其实罗比我大30岁，台比我大20岁，柴比我大16岁，都是我的前辈。”关于罗志甫先生，我特别叙述道：“他是我最可纪念的一位忘年交。我向来不爱用‘忘年交’这个词，觉得把这个词用在我和比我年长的人之间，似乎是在高攀人家，也太僭妄，而要用在我和比我年轻的人之间，又好像是念念不忘自己的年长，在倚老卖老，都很没有意思。可是在这里，我想，只有将这个词用在我和比我大了30岁的罗志甫先生之间最为合适，这样才能纪念我和他之间的那段情谊。他一直那么谦虚诚恳地对待我，那种平等态度，民主精神，全是自然，毫不做作，这是值得我永远学习的。”所云四人合照，就收在《口述自传》里面。当时相处密切的还有一位吴白?教授，我作过一组诗《白苍山四君咏》，就是分咏台、罗、柴、吴四位的。吴先生也比我大十五六岁，《口述自传》里面也有我与他的合照，不过是1983年的了。
罗元贞先生是志甫先生的令弟，是由志甫先生介绍而通信的。我们只匆匆见过一面，那是1974年，我还在湖北咸宁的文化部五七干校，回北京过春节，再回咸宁时，有事特地绕道太原。太原小住几天中，抽空去山西大学拜访了元贞先生。他大概也比我大十多二十岁，而其谦虚诚恳，平等态度，民主精神，完全与乃兄一样。最后告别，他送我到公共汽车站。我上车，他跟着也上了车。我刚刚有些奇怪，马上发现他是专门上来付钱替我买车票的。我力辞不得，他买了票，下一站便下去了。至诚如此，尽礼如此，特别使我感动敬佩。就只那一次，以后无缘再见，通信却不少。马先生文章，只说到我与元贞先生往返函札中关于他的《庆春泽》词、我的《夜读三首》及游颐和园诗的商讨，大约现在所存只此，实际不止这些。但就在这几封信里，便有颇可一谈的事。
马先生说：“其中还有舒芜先生手书其《夜读三首》请志甫、元贞二先生教正，……诗笺右上角用大头针别一小纸条，上有‘很反动’三字。三字显非志甫、元贞二先生笔迹。不知是什么人在志甫先生处或元贞先生处看到后所写，还是舒芜先生将什么人所批三字剪下寄志甫、元贞二先生。总之，三首写得很好的读书（分别为读《史记》、读《新序》、读《墨子》）诗，不但被读出了‘反动’之意，而且加一‘很’字。过来人自然知道，此杀气腾腾之三字，足以置人于死地。当年政治气候之险恶，非过来人绝难体知。”所称拙作，是这样的——
夜读三首
旧迹摩挲拭劫灰，矜雄绝膑剧凡材；
盘雕未许眠沙稳，埋戟初从跃冶来；
一往波涛成此日，廿年衫袂待新裁；
宵灯淡墨拈残句，微听轻雷碾晓街。
读《史记》
徐木摇柯札剑哀，不偿心许误迟回；
飘歌自眷栖鹃地，扫梦俄惊买骏台；
大海已容潢潦汇，众芳终使艾萧摧；
秋窗最有撄情处，曙影侵帘又一回。
读《新序》
科头盥漱万缘催，竟夕支离得小谐；
明鬼文章成永?，尊天志业未全乖；
商风振叶当阶聚，晓日将葵带露开；
压案丛残堪一哂，千生贤圣已蒿莱。
读《墨子》
七字唱而已，谈不到“很好”。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夜读，不过是1962年9月30夜晚灯下，整理旧书，看见《希望》杂志和《挂剑集》等已经蒙上厚厚一层灰，有些感慨，反正第二天国庆日放假一天，不必上班，于是凑起七字唱来。第一首用了“举鼎绝膑”的典，出自《史记·秦本纪》，便标为“读《史记》”。第二首用了“季札挂剑”的典，出自《新序》，便标为“读《新序》”。第三首用了“《墨子·明鬼》”的典，便标为“读《墨子》”。第三首凑成已经天亮，里面所谓“竟夕”，所谓“晓日”，都是实录。文句已经格涩，又加了那些掩饰性的小题，听亡友陈迩冬转告，钟敬文先生谈到时说可惜不好懂，迩冬为我辩护说有时就是不要人懂，云云。其实，也并不是当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内容，无非是对于文章被批判，人被打成右派，虽然前一年已经“摘帽”，而痛定思痛，更觉得不服气不甘心罢了。要的是你“心服口服”，你却不服气不甘心，被发觉了总不妙，所以还是掩饰些，让懂者自懂，不懂者自不懂为好。元贞先生是懂的，记得他还作词一阕答我，把我三首的意思全概括在内。至于我的抄稿右上角用大头针别的纸条，批着“很反动”三字，显然是“文革”中抄去，造反派审查的批语，后来发还元贞先生的。
我倒不相信山西大学的造反派真懂了。反正当时一切“牛鬼蛇神”的旧体诗词，全都叫做“黑诗”。马先生说：“过来人自然知道，此杀气腾腾之三字，足以置人于死地。”的确不错。我不知道这件东西竟有此遭遇，但是现在知道了，倒没有什么“后怕”。当时并没有将此件转到我的单位来问我的罪，就是转了来，估计也不会加我一条罪。我是“老右派”，在“文革”中属于“死狗”之列，照例一开始便住“牛棚”、罚劳动之外，没有什么“现时价值”，两三年间根本轮不到我挨批斗，最后才小规模批斗一次作为“宣布解放”前的例行仪式而已。我的单位是文学出版单位，诗呀文呀，多的是了，见得惯了，区区几首“黑诗”，在搞我的“专案组”眼中，是不会有多少用处的。
马先生还说到罗元贞先生的《庆春泽》词，中有“更无人结队宵耕”一句，我提意见说“最好再斟酌一下”。马先生解释道：“‘结队宵耕’，当为大跃进时常见之情形，该句说雨后之夜晚，农民们没有去耕地，在看电影。如此句，如今读来，本极寻常。然处当日，舒芜先生读之，恐给元贞先生惹来麻烦，所以提出此句可再斟酌。”解释得实获我心。他还说：“数十年前几封短信，如今读来令人感慨甚多，一可见当时政治及文坛风气之怕人，二可见诗人相爱相惜之高谊。”除了我不配称为“诗人”而外，完全是事实。二罗先生的高谊，久想写出，马先生文章，引起我初步写了这些，很要谢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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