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等身”，曾是许多文人的终生追求。在古代，文人若有“著作等身”抱负的话，因为那时印刷技术落后，用笔墨纸砚撰写，还是有可能实现的。明清时期的一些大家的文集，一函一函地摞起来，与身高差不多的人还是大有人在。时至今日，随着科技的发展，造纸业、印刷业的现代化，再想做到“著作等身”，恐怕是极其困难的。为此，我曾用尺子大致量了一下，按一米七的身高计，大约是3000多万字。如果想达到这个标准，每年平均要写出50万字，一直要写60年。假设从20岁开始写作，也得写到80岁，不仅高产，还要高寿，也许小说家可以，学问家是难以做到的。
我这个人学识浅薄，孤陋寡闻。在我的印象当中，梁启超先生可谓是学问大家，著作颇丰，也许能够真的做到著作等身。我查了一下资料，据梁先生之友徐佛苏的推算，梁氏“生平之文字‘著’与‘述’两项言之，约在一千四百万字内外。”（《记梁任公先生逸事注》）严格说来，梁任公先生也只能算个“著作半身”。我认识一位“著作近半身”的学者。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在长春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遇到了一位我的大学老师，因多年不见，又无深交，只知他年轻时聪明好学，知识面很宽，文笔也好。在校友聊天时得知，这位老师已出版了11部书，他说自己的目标是出版15部书。同学们都很惊讶！他说，我是因祸得福，长时间不能上课，我就看书做卡片。就是在“文革”时期也偷偷地积累资料，因而现在他才能一本一本地出版专著。同学们都祝愿老师早日“著作等身”。从那次聊天至今又有十多年了，那位老师现已年近八旬，依然笔耕不辍，又出版了几部书，想必已经是个“著作近半身”的学者。这在学界已是凤毛麟角。
一般来说，“著作等身”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是可望不可及的。我以为，作为学者，应该在学术质量上有所追求，力争每一篇论文、每一部著作都是创新之作，那些重复自己、重复别人的东西，除了制造一些垃圾，又有何用？
近年来学风日下，特别是有几位知名大家的一些作为，影响很不好。他们年事已高，无论是从精力、能力上都已不可能再著书立说了，但却依然不甘寂寞，或主动、或被动地领衔主编了许多大部头的书。这几位学者、大家登高一呼，就有众星捧月，于是，便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式，或组织百几十人标点前人的文集，或弄个上百人的队伍分头抄书搞什么大书。如果仅看字数，有的已经“等身”了，但这不是真正的著作。也许有人会说，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不也是著作吗？《资治通鉴》是主编司马光殚精竭虑花了19年时间才完成的巨著，是我国古代编年体史书的杰作，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创见，因而形成了历史编纂学上的“《通鉴》学”。而时下的那些大部头的“著作”，领衔者多是既不主也不编，活得十分潇洒，一帮徒子徒孙东抄西拼搞的是急就章，自然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学术垃圾。其结果不仅未能达到“著作等身”的初衷，反而败坏了自己的名声。
众所周知，学问水平高低，不在文章字数多寡。然而，长期以来，我国未能建立起必要的、科学的学术规范，特别是以数量代替质量倾向的误导，助长了平庸之作满天飞，抄袭、剽窃之风愈演愈烈，学术泡沫越吹越大。最近一部号称“最权威、最现代、最先进、最丰富、最有用”的词典，仅前50页中的错误竟达64处之多，这样的词典字数越多，岂不垃圾越多。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学术上的浪费时间、浪费物资、浪费人力，算不算犯罪，我说不准，但浪费总是不应该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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