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这篇文章，我觉得很奇怪。我从1954年起，到“文革”被打倒，一直在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改为上海文艺出版社，后又改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工作，与上海作协及《上海文学》（前期为《文艺月报》）、《收获》都有较密切的联系。为什么我不知道前一个《收获》编好后寄北京出版、后一个《收获》是《上海文学》所改的事？我怕自己年纪大了，记忆力太差了，记不清。从图书馆回
来，即打电话问当年在上海作协工作的曾义渊同志，问他可有两个《收获》及后《收获》为《上海文学》所改之事？老曾回答得很干脆：绝无此事。他说，《收获》确曾停刊一个短时间。但复刊后的《收获》一切都与前《收获》一脉相承，刊名仍用鲁迅的字，主编仍是巴金，副主编仍为章靳以（后病故了）。老曾又说，《上海文学》当时的确停刊了，但决不是将《上海文学》“改成”《收获》。所谓最初几期《收获》是上海编好后送北京出版，我与老曾都认为：绝无此事！我还有一个印象：《收获》、《文艺月报》的出版和发行，好像都是由文艺出版社经理部代理的。
总起来说，前《收获》，后《收获》，乃至“文革”收场后复刊的后《收获》，总是一脉相承的巴金主编的同一个《收获》。套用一句话说：“此《收获》即彼《收获》”。当然，经历了两次停刊、三个时期的《收获》，内容、形式和风格，总是会有所发展、有所变化的。但不能说“此《收获》非彼《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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