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西方所谓“信用”，是基于契约的一种道德观念。为了保护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流转和交易，人们在自愿基础上签定契约。契约一经签定，双方就要恪守、履行各自的承诺，这就是所谓“信用”。契约作为双方的一种“合意”，达到了双赢和互利的目的。西方的契约文明，既以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商品交换为基础，也以独立的司法体系作为保障，还以诸如人格独立、平等公平、权利义务均等、契约神圣等相应文化观念作支撑。可见“信用”问题是复杂社会关系的产物，不单纯是道德自觉问题。明了此点，对建立我国的经济信用至关重要。
由上可知，契约文明不可能在小农经济和专制政治土壤中产生。在古代中国，也有立契形式，但大多局限于土地、房产、人身关系转移（过继、卖身等）等少数领域，而且契约形式极不规范，甚至只有口头形式。此外，它还受到宗法伦理关系严重制约，缺乏契约合同法规。尤其缺少作为契约本质规定的自由、公平、合意等价值内涵。因此，从整体看，在我国文化传统中，信用资源十分贫乏。上至官场互相倾轧，中至文人尔虞我诈，下至家族中兄弟反目、姑嫂斗法，无不与此印证。有人竟说什么“中国商人重信用，西方人重法律”，这实在是不知信用为何物的胡说。正如有人所说的，“实际上，自中世纪以来，西方人一直抱怨中国人在国际贸易中的商业信誉太差”（《中国十位经济学家批判》第178页）。当今市场中的信用失衡，实也渊源有自，而非对传统的背叛。
当然，这并非讲中国传统文化中毫无信用资源，中国人都不讲信用，而只是说，中国缺乏契约文明基础，难以形成普遍的信用风气。在精英文化中，儒家对“信”讲得最多，对民众影响最为深远，迄今未绝。因此，解剖一下儒家之“信”，对认识中国之“信”，以至建立当代经济信用，都不无意义。
首先，儒家之信，是人伦之信，而非经济伦理之信。孟子就在“教以人伦”前提下讲信：“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孔子、荀子也都讲过“朋友”之“信”。《论语·学而》郑注曰：“同门曰朋，同志曰友。”但在那个时代，“同志”又多出于“同门”。因此，这种信，显然局限于亲缘、准亲缘的“熟人”之间，它与西方之信适用于一切“陌生人”的普遍性大不相同。这就使诚信度与亲缘程度成正比，使诚信圈子越划越小，使诚信难以一视同仁地普及于全社会。
其次，儒家之信，又是以主观修养也即“自诚”为基点，所谓“诚善于心之谓信”（《张载集·正蒙·中正》）。这种诚信的表达，多为“信誓旦旦”的单方许诺、立誓形式。这种单方自启“良知”的特征，使道德主体油然产生“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道德满足和愉悦。但这也就随之带来它的不稳定性，因为道德高尚的“圣贤”毕竟少见，“善心”也往往随境而变。而西方之信，则是“约定论”的，它来自对相互有益合作的必要约束和相互尊重，以双方签约、合意和互信为基础。因而它是稳定的，虽然也不乏失信者。
再次，儒家之信，是从属于其他道德义务的次道德义务，而非作为人的本质之基础的基本道德义务。有人以《论语》中出现“信”字之多，证明它的重要地位，是极不科学的。综观儒家思想体系，“信”不仅从属于“仁”和“礼”，也从属于“忠”“孝”“节”“义”“智”“亲”“别”“序”等道德。因而，儒家“四教”、“五教”、“五常”之中，它均序列末位，而在“四端”（仁、义、礼、智）中根本没有它的位置。
如果以上归纳大体属实，那么，就可知这些特色基本上属于某种局限性，实不利于我国现代信用的建设。
到此，就可以评价一下内地学生的作为了。我说不清美国GRE考试是否属于“话语霸权”一类，但即使是霸权，就有理由违约吗？我国政府面对美国霸权与美方签定过许多条约，能因其霸权而不信守吗？面对霸权，你可以通过各种合法形式（比如谈判）进行斗争，或者选择“抛弃”它也即拒考方式，维护自身权益。既然选定参与考试而且立约，就表明你已接受、承诺这种利益交换，承认了这种互利性的“合意”，哪怕是带有霸权性的“互利”，毕竟没有人强迫你。能说这是“一纸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承诺”（下引均为赵文）吗？既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还干么要签它？在这种前提下毁约、泄露考题，能获得所谓“道德上的优越感”吗？这也许真是一种“同仇敌忾”，一种“泄愤”吧。不过，这确也反映出我们的青年们，缺乏契约文明的理念，难以挣脱“熟人”圈子和族类相护的束缚，没有把信用视为人之为人的基本道德义务，也表现出理性精神的匮乏。此情此景，不值得我们深思再深思吗？
在中国正在以负责任的文明形象走向世界，全国上下正在热切呼唤“信用”的时刻，不管以什么理由为失信行为辩护，究竟是利还是害？是得还是失？是福还是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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