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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 |
著名戏剧家曹禺在1984年为中国莎士比亚学会研究会会刊《莎士比亚研究》撰写的发刊词中曾这样写道：“有史以来，屹立在高峰之上，多少文学巨人们教给人认识自己，开阔人的眼界，丰富人的贫乏生活，使人得到智慧、得到幸福、得到享受、引导人懂得‘人’的价值、尊严和力量。莎士比亚就是这样一位使人类永久又惊又喜的巨人。”（见何其莘著《英国戏剧史》，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62页）据何其莘教授说，这位巨人是在上个世纪之初才姗姗来迟，与中国读者认识的。确切的时间是在“1903年，英国作家兰姆兄妹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第一次被译成中文，题名为《海外奇谈》。”第二年，林纾译了兰姆的这部故事集中的20篇莎翁戏剧故事，结集为《吟边燕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这些译文，只不过是莎士比亚的戏剧故事而已，莎士比亚的真正剧作的完整汉译，到了1921年才与中国读者见面，而被第一个完整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剧本，便是如今已为世人熟知的《哈姆雷特》。从1903年算起，莎士比亚在中国差不多也就一个世纪的历史。时间虽然不长，但他在中国的命运可以说是相当红，差不多已被国人奉为“戏圣”了。
法国是英国的近邻，邻里之间的交往比起我们来要方便得多。法国人早就听说了莎士比亚的大名，但生性气傲的法国文人一开始似乎并不怎么瞧得起他。有趣的是，法国的文人越瞧不起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在法国的名声反而越大，弄得连伏尔泰这样的大师也气急败坏，说“令人惊骇的是这个怪物在法国有一帮响应者，为这种灾难和恐怖推波助澜的人正是我——很久以前第一个提起这位莎士比亚的人。在他那偌大的粪堆里找到几颗瑰宝后拿给法国人看的第一个人也正是我。未曾料到有朝一日我竟会促使国人把高乃依和拉辛的桂冠踩在脚下，为的是往一个野蛮的戏子脸上抹金。”在伏尔泰的这段话中，不难看到伏尔泰对莎士比亚的本质性的评价——“偌大的粪堆”。在他眼里，莎士比亚的戏剧只不过是一堆粪土。但令他大为光火的是，在1776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却出面赞助了勒图尔纳的莎剧新译本。勒图尔纳是法国很著名的翻译家，除了莎士比亚的作品外，他还译过莪相、杨格等英国作家的作品，伏尔泰看不起莎士比亚，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难以理解。作为启蒙运动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伏尔泰是主张积极地打开眼界，并强调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学的重要性的，而且他对英国文学也是充满了兴趣。问题在于他对文学的看法，源于他的“人类文明循环发展”的认识观。“他认为人类已经经历了4个伟大的发展鼎盛的时代：伯里克利当政的雅典、奥古斯都统治的罗马、列奥十世执政的罗马以及路易十四统治的巴黎。但是在时代与时代之间有过彻底衰落的低潮时期或一片黑暗的年代，文学上有过坏的趣味和野蛮主义的时代。”伏尔泰据以指责莎士比亚的，正是他向来强调的“文学趣味”论。他说“莎士比亚引以为豪的是一种旺盛丰硕的天才：他是自然而崇高的，但是没有一星半点高雅趣味而言……”
法国人是最讲“趣味”的，有趣味，有格调，才会有韵致，才叫文学。我认真读过祖藉捷克，生于维也纳的雷纳·韦勒克的四卷本《近代文学批评史》，从他所提供的资料看，在伏尔泰之后，但凡名声大一点的法国作家兼批评家，特别是18世纪、19世纪的，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要谈到莎士比亚，而且也无一例外地都会以“趣味”的名义，向莎士比亚发起责难。18世纪狄德罗如此，他“指责莎士比亚”具有“不良趣味”，认为莎士比亚是“一个自然、粗俗、毫无趣味的天才”，甚至带有几分讽刺意味说莎士比亚的伟大之处在于“异乎寻常、不可理喻、无可比拟地将最好的与最坏趣味混合一体”，“代表了近于中古时代粗野不文的风气”等等。19世纪的斯塔尔夫人也如此，她说“莎士比亚违背了趣味的永恒原则：悲剧性和喜剧性混合一体，炫示恐怖乃真正的毛病。”法国浪漫主义先驱夏多布里昂亦如此，他虽然承认莎士比亚可与荷马、但丁、拉伯雷等“盖世天才”并驾齐驱，但归根结底，他认为“莎士比亚作品缺少尊严，正如其一生少了尊严二字。他没有趣味：没有在世界历史上千载难逢、大概主要在路易十四时代才出现过的那种趣味。”《红与黑》的作者斯丹达尔也写过论莎士比亚的文字，最有名的是分别发表于1823年和1825年的《拉辛与莎士比亚》。应该说，持论有据、分析精辟的斯丹达尔对莎士比亚的认识已经不同于他的那些前辈，呼吁近代性的斯丹达尔甚至对莎士比亚的创造精神大为推崇，但就“趣味”而言，他还是认为莎士比亚的“言谈、比喻、甚或杂糅喜剧悲剧成分的做法都不足为训”。
在与莎士比亚遭遇的漫长历史中，法国文人硬是抓住“趣味”这个把柄不放，但是历史在发展，“趣味”也是会变化的。对于带点“野气”的莎剧，法国人一直处于矛盾的境地：虽然不合法兰西的所谓“趣味”，但闪烁着天才光芒的那股“野气”却有着独特而恒久的诱惑力，其最好的证明，便是在伏尔泰之后，每一个世纪都产生了一个莎剧的新译本：18世纪有勒图尔勒的新译，19世纪有雨果儿子的新译，20世纪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纪德的新译。雨果写过一部数百页的《论莎士比亚》（1864年），虽然他本人对莎士比亚并不怎么推崇，但他的儿子却对莎氏情有独钟，他对莎士比亚的深刻理解及非凡的领悟，为他的译作赢得了广泛的读者。年迈的雨果也为儿子的成功而陶醉了，欣然为其译作写序（1865年），称之为翻译“定本”。
翻译当然不会有什么“定本”，纪德的新译至少可以与他前面的译本相媲美。
纪德是最理解莎士比亚的法国作家之一。在他看来，“没有任何作家比莎士比亚更值得翻译”，但同时，“也没有任何作家比他更难翻译，译文更容易走样”。纪德对莎士比亚的理解是双重的，既是精神的，也是语言的。他在与莎士比亚的相遇与相识中，经历了一系列的考验。对他在翻译中经历的这番历史奇遇，他曾在为七星文库出版的《莎士比亚戏剧集》撰写的前言中作了详尽的描述：描述了两种文化与两种语言之间的遭遇，也揭示了翻译中译者所面临的种种障碍。
纪德首先看到的，是语言与文化层面的逻辑性，这涉及到不同语言的思维方法。他说：“莎士比亚很少考虑逻辑性，而我们拉丁文化缺了逻辑性就踉踉跄跄。莎士比亚笔下的形象相互重现，相互推倒。面对如此丰富的形象，我们可怜的译者目瞪口呆。他不愿意对这种绚丽多彩有丝毫遗漏，因此不得不将英文原本中用仅仅一个词表示的暗喻译成一个句子。原来像蛇一样紧紧盘成一团的诗意，如今成了松开的弹簧。翻译成了解释。逻辑倒是很满意，但魅力不再起作用。莎士比亚的诗句飞跃而过的空间，迟缓的熊虫一瘸一拐才能走完。”在紧密的逻辑与丰富的形象之间，英语与法语的天平有所侧重，在两者的遭遇中，译者的无奈与局限源于文化与语言的巨大差异。
头脑清醒的纪德没有丝毫责备英语或莎士比亚的语言的意思，相反，在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中，他充分意识到了母语的缺陷。他说：“只有在接触外语时，我们才意识到本国语言的缺陷，因此，只会法语的法国人是看不到缺陷的。”他的这一观点与德国作家歌德的观点几乎是一致的。异之于我，可作一明镜，从异中更清楚地照清自身。在这个意义上，与异语文化的接触，有助于认识母语与母语文化的不足。看清了自身的不足，便有可能从异语异文化中去摄取营养，弥补自身，丰富自身。
在艰难的翻译中，纪德亲历了种种障碍，他结合翻译中的具体例证，作了某种意义上的剖析与归纳，其中几条颇具启发性。
首先是词语层面的对等问题。他指出：“几乎总发生这种情况：即使当一个词指的是精确物体，而且在另一种语言中也有精确的对应词，但它是一种联想与模糊回忆的光环，一种谐波，它在另一种语言中是不一样的，译文中是无法保留的。”纪德这儿谈及的，是文学翻译中一个十分微妙而棘手的难题。从指称意义上看，甲乙两种语言中的词可以是相对应的，但问题是该词在不同语言中却有可能给人以不同的联想，或具有相当微妙的内涵意义。这样在翻译中便有可能给译者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寻求指称意义上的对应，还是联想意义上的融合？从英语到法语，特别是善于运用词语制造丰富联想意义的莎士比亚，给纪德造成的困难，便不仅仅是语言表达层面的取舍，而是文化意义的移植。
其次是面对莎士比亚戏剧文本中出现的多义性或意义含糊的情况，纪德又遭遇到了两难的选择。从翻译的根本任务来看，“译意”，为翻译的第一要义，而理解是译意的基础。但问题是，“莎士比亚有无数段落几乎无法理解，或者具有二、三、四种可能的解释，有时明显地相互矛盾，对此评论家议论纷纷。有时甚至存在好几种文本，出版商在取舍时犹豫不定，人们有权怀疑最通常接受的文本也许是错误的。”面对这种情况，纪德认为译者无疑要对如下的问题作出选择性的回答：在原文多种的含意中，“该选择哪一种？最合理的？最有诗意的？还是最富联想的？抑或，在译文中保持含糊性，甚至无法理解性？”纪德给自己或给译者提出的这些问题，是值得每一个文学翻译家去认真思考的。多义可以使读者产生丰富的联想，而意义的含混则有可能给读者开拓广泛的想像空间。文学文本的多义性和意义含混性问题，是文学理论研究者颇为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译者所应该细加对待的。面对多义的文本，首先要求译者能真正深刻地领悟到原文本的意义和原作者的意图，这是基础的基础，因为只有全面理解了，才有可能从整体的效果出发，经过全局地衡量，作出不可避免的取舍。
纪德面临莎士比亚给他造成的种种障碍和给他出的道道难题，没有像伏尔泰、夏多布里昂等前辈那样对莎士比亚的“趣味”或文风加以责难，而是从译者的角度，在语言与文化接触与交流的层面，对种种障碍与困难出现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如果说每个译本不可避免地都多多少少背叛了莎士比亚，但至少不是以同一种方式。每种译文都有其特殊功效，只有当它们聚合起来才能重现莎士比亚天才的绚丽光彩”。经过几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法国人在与莎士比亚的遭遇、相识与种种冲突中，最终看到了莎士比亚天才的绚丽光彩，而翻译在其间起到的作用，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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