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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著名存在主义作家弗兰茨·卡夫卡（1883.7.3－1924.6.3），在生命短暂的41年中，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布拉格度过的。1906年卡夫卡大学毕业，获得法律博士学位，开始了孤独而挣扎的生活。
在卡夫卡所处的时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危机四伏。传统价值偶像倒塌，几千年的文明都是虚假的。尼采说“上帝死了！”，并提出“一切价值重估”的主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社会的习俗观念已不同以往。卡尔·克劳斯对此这样解释：“准则制定者把性别关系颠倒了，女性被束缚在习俗中，而男性却彻底解放了。”也就是说，良家闺秀必须守贞操、礼仪，把当处女作为理想。男子有义务学习有关性方面的知识，并经历只能在妓馆里才能进行的事。所以布拉格当时除了剧院之外，还有许多妓院。卡夫卡在获得博士学位的头几年里，也受这种风气的影响。虽然他胆怯怕事，但和妓女还是有接触的。传记作者克劳斯·瓦根巴赫认为卡夫卡和妓女的关系并不多，他自己也觉得这是卑劣的、龌龊的。这样的男女关系也反映在卡夫卡的文学作品中，他在长篇小说中塑造的妇女形象，一个个都庸俗、颓唐、下流不堪。有的是职业娼妓，专以出卖肉体为生，有的把卖淫作为业余爱好，有的是律师和城堡高级官员的姘妇，她们在小说中各司其职，对整个故事的发展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每当在故事进入高潮，在决定主人公命运的关键时刻，她们便出现，抓住主人公就往自己身上拉，她们一面给主人公造成种种麻烦，一面诈称自己在帮助他。他的长篇小说《审判》的主人公，银行高级官员K就这样想过：“我好像一直在找女人帮忙。”K想到此，几乎吃了一惊，“先是布尔斯特纳小姐，后来是防卫的妻子，现在是这个小仆人，她看来对我怀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欲望。”
瓦根巴赫对此进一步分析，得出结论：卡夫卡在同妓女接触时没有假装出来的热情。作品中的类似妓女的妇女，同她们是不能结成良缘的。男人同妇女的暧昧关系来得迅猛，但决没有什么感情。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男女关系的发生，是因为主人公的好奇，这样写，满足了作者卡夫卡积存在心中的愿望——渴望集体生活。
卡夫卡是个内心孤独的人，而且孤独是他全力保持的状态，因为写作是他的生命。可他的写作状态在过集体生活时就会中断，从而对卡夫卡而言，过集体生活的可能性是完全不存在的。然而卡夫卡也有对他人的渴望，也惧怕孤独。作为男人，他也渴望女人的爱和正常的生活。1908年卡夫卡曾写信告诉好友马克斯：“我如此急切地需要有一个人，希望他来爱抚我。所以，我昨天和一个妓女在旅馆里相会了。可惜那妓女年龄太大了，她再也不会有丰富细腻的感情了。我不能像对待一个偷情的女子一样对待她。我即使没有让她吃惊，也至少让她感到遗憾了。她没有慰抚我，所以我也没有慰抚她。”对卡夫卡而言过集体生活是一种理想，永不能实现。在卡夫卡最后整整10年的生涯里，他一直进行着孤独的内心战斗，战斗是激动人心的，同样也是自杀性的。
卡夫卡这种近乎自虐的斗争模式早就固定下来了。1907年，24岁刚工作的他，写信给初恋女朋友说：“如果你对我有一些感情的话，这感情只是怜悯，我对它的回报是恐惧。”这是他给妇女写信的常见口吻。从1912年起，他三次解除婚约，有两次是和同一位女性。其中一次订婚时间和解除婚约的时间相隔只有几个星期。情况往往是这样的：卡夫卡爱上某个女性（有许多在年龄上相差较大），一开始总信心满怀，热烈地写信，坦露自己的爱，像个热恋的男人一样，于是决定订婚。可是这个念头一产生，就开始转向。卡夫卡十分地不安，什么也写不了，在日记中流露出自己要和周围断绝关系的念头。他经常在订婚前就想逃开，找个理由说明婚姻是不可能的。据说卡夫卡三次退婚的由头分别是：和未婚妻女友的关系被揭发；查出患有结核病；住房问题得不到解决。然而他自己也承认这些说法都不是关键，是他对婚姻的恐惧才促成了种种借口。更有甚者认为卡夫卡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诱发了自己的结核病，以逃避婚姻，缓解不安。他和女友的关系也表明他心中对婚姻的抗拒，卡夫卡在订婚前十几天的信中写“订婚其实不存在”。
卡夫卡和女子的关系是不平常的，他渴望爱情，却不具备婚姻的能力，其实成年之后，他的生命中从没有少过女性。他的心若即若离，比如在和女友菲莉丝第一次解除婚约不到两个月，他又开始想念她，次年又再次见面。后来又第二次与菲莉丝订婚，结果不到一个月又因为所谓结核病的借口再次解除婚约。卡夫卡不是对菲莉丝没有感情，1912年他著名的小说《判决》的封页就写着将此书献给菲莉丝。1914年7月卡夫卡因为与菲莉丝女友格蕾特的关系暴露，与菲莉丝第一次解除婚约。当时面对众人质询的目光，卡夫卡一言不发，然后8月份他开始写作著名的《审判》。卡夫卡不是不爱那些女人们，但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他一和某位女子确立亲密的关系后，就会跑得远远的，找到另一位女子，似乎这样才能缓解他心中的压力和恐惧。在1917年7月和菲莉丝第二次订婚和12月与之解除婚约后，1919年5月36岁的卡夫卡与另一位女子尤里雅订婚，然而至1920年4月与尤里雅解除婚约期间，他一直与一位小自己12岁的女子米蕾娜书信来往甚密，而且据说这是卡夫卡认为最了解自己内心的一位有才华的女性，他曾经把自己的日记交托给米蕾娜。1920年下半年卡夫卡开始写作《城堡》。卡夫卡的创作高峰期的到来总和婚姻问题有时间上的关系，我们有理由判断其中不仅仅是偶然的契合，他内心的矛盾无人能知，我们不禁要问，他真的一直在找女人帮忙？
其实这样既依赖又抗拒的关系，在卡夫卡同朋友的关系中也有所体现，只是没那么明显。一般的研究资料和卡夫卡自己的笔记记录表明，他是为了写作而内心挣扎的。但是作家不计其数，像他这般也是不多，这是卡夫卡的又一种逃避方式吧，其心理结构的根源可回溯到他敏感的天性和童年的父子关系上，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无论如何，卡夫卡成为了卡夫卡，我们对这样独特的个体生命的解释的努力永远是有限的。
文章最后我要设想的是，卡夫卡的灵魂是善良质朴的，那些女子们是值得爱他的，但是他的独特也一定给这些女子们的生命历程带来了不堪的重负。在卡夫卡闻名世界的时代里，我更加希望知道那些女子们当时和后来是如何度过了一生。比如那位虽然不够年轻聪慧，却很实在的女子菲莉丝，她和卡夫卡纠葛的时间最长，卡夫卡曾经与之有过大量的通信。在卡夫卡面前，她要做出怎样的让步，才能二度与之订婚再解除婚约。特别是在得知自己的好友格蕾特与卡夫卡的关系后，又需要怎样的宽容和理解才能释怀。又比如格蕾特当时21岁，据说她曾经生过卡夫卡的孩子，但她始终保持了对孩子身份的沉默姿态。可以设想她的一生将因为其年轻时的遭遇而彻底改变，在那个妇女没有多少生活道路可能的岁月，她又是如何独自一人保守秘密和尊严的呢？还有那位年仅20岁的多拉，1924年在41岁的卡夫卡去世的床前，她悲痛得昏厥过去。她又将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和未来？我始终认为活下来的人有说话的权力，女性不仅仅是历史伟大雕塑的背景，当卡夫卡的问题浮出水面的时候，总该有人为那些沉默着的女人说点什么，以保持女性的立场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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