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德国的第一天，我拿到了我的第一笔资助，一下子以为自己是个大富婆，非常开心。我在我的顶楼房间里睡了很长的大觉，把8个小时的时差睡过来。第二天是礼拜天，在似梦似醒之间，我再三听到天主教堂的礼拜钟声，每一次，我都在心里说，听啊，这是外国。最后一次我睁开眼睛，我看到了著名的慕尼黑的蓝天，那么蓝，那么深，金灿灿的阳光在蓝天上是看不到的，但我看到了许多细小的金色的东西在蓝色的天上飞舞。我想到了天使的翅膀和箭，吓了一大跳，连忙瞪大眼睛，果然有金色的东西在蓝得令我不能置信的天上飞，我的天，我听到的是教堂响亮的礼拜钟声，这是我第一次真的听到了欧洲小说里看得熟透的钟声。一时间，那些欧洲小说中译本，从我10岁到30岁的，像鸟一样成群地掠过。
那时我对自己说，真好。
3月2日到3月7日支出： 车票：60马克；食物：8＋12＋5.9＋2＋15＋5＝48马克；电话：3＋5＝8马克；邮票：10马克；门票、音乐会票：54马克；一共：180马克
吃了几天的面包，我开始想念米了。早上到艾尔家附近的超级市场去，在货架上我看到了东方的米，我扑过去，然后我看到了半斤米的价钱：2.99德国马克。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我站在花花绿绿的货架旁换算，一马克是5块人民币，这250克米，是15块人民币。我站在那里想了半天，轻轻地把米放了回去。在中国的时候，我不吃黄油，不大喝咖啡，不大喝茶，我才动了腹部的手术，常常恶心，在雪堡的厨房里和大家一起吃午饭，闻着他们的洋葱、咖啡和奶油，我会到洗手间去吐。到了晚上，我可以有一个厨房用了，我想吃饭。热腾腾的大米饭，绿油油的炒蔬菜。我将空空的推车推到卖蔬菜和水果的地方，找到了卷心菜，它用保鲜纸包着，1.99德国马克。我想着，10块人民币，我把它放了回去。
那天我推着车，在市场里走来走去，就是买不下手，那么多好看的好吃的，还有一些我不知道干什么用，但看上去那么享受的东西。我在那里穿过，就像是走在用玻璃隔开的橱窗外面。我看到德国女人把小孩子放在车子里，一路推着，一路往车里放东西，就像是在看电影里的事。
最后，我买了米、卷心菜和整个市场里最便宜的猪爪。我不喜欢买便宜的东西，从来都不喜欢。不喜欢从大箩筐里买东西，不喜欢在大减价时和人挤。我想起我在中国的时候，会在买东西的时候大叫贵啊贵啊，可心里不伤。当我提着东西从市场里出来的时候，阳光激出了我的眼泪。我仰起我的头，这慕尼黑的天，真的是蓝色的啊。
第二天我再进那个超级市场时，打开门的一刹那，我想我用不到推车了，我总是买最少、最便宜的东西的，然后，我觉得那个静静的满满的市场像冰山一样，向我压过来了。
那一个周末，我在玛利亚广场附近的商店里打转。我不能买什么，却禁不住要推开那些商店的门进去看。
99马克一个钟，大概是人民币400元。银戒指300马克，大概是人民币1200元。那个银烛台1000马克，人民币4000元，是我从香港到德国的机票钱。所有的东西都是美的，富有情调的，忍不住让人想买的。有人来招呼我，我说：“我只是看一下。”我在混混沌沌的脑海里摸到这句话，从此成为我在店里用得最多的一句。
我在就要打烊的最后几分钟，走进了靠近卡尔斯广场的一家大百货店，那里面富有而享乐地充满了无尽的美丽东西，镀银的茶托，描金的咖啡具，在一个大大的车料玻璃的花篮里，干燥花的香料在被一束灯光覆盖的角落里，散发暖而干的熏香。干了的玫瑰是深红色的，干了的弗丽达是微黄色的，大玻璃墙后面，是阳光下的咖啡座，大花的桌布有一种享受感官和心灵的沉迷。这时我看到大玻璃里倒映出一张脸，一脸的惊愕、受挫、恼怒和茫然，它被层层叠叠的比我梦想的更加美丽的商品环绕着，一张东方人的脸，我的，可我从未看到过它。
周日的晚上，我买了雪堡的音乐会票，是雪堡帮我买的，扬卡太太说：“在德国的古老城堡里，听德国人的巴哈，是所有来雪堡的外国学者都向往的事，你一定会喜欢的。”
晚上我换了衣服去雪堡。
太阳落山了，但欧洲的天空仍是明亮的，微橙，微灰，仿佛空气里都充满了点点饱和的颜色，它使我想起了莫奈。雪堡外面的树林、小河和草坡，静静地一派金红，我想起了19世纪法国的古典油画。在上海的图书馆里，那些印刷品里，看到它们，总是想，他们真是伟大的天才，怎么可以画得出这样优美的风景。这时我在心里点着头，原来，他们是真实地表现了欧洲的现实。
我看见了雪堡的院子里，走着盛装的人，黑色的晚礼服，白色的衬衣，香水的气息，袒肩的长裙沙沙作响，在暮色里闪闪发光的钻石，听说它是天神的眼泪。他们在院子里散步。
古堡的大厅里点着长长的白蜡，照亮了墙上大块大块古老的石砖和高高的拱顶。台上供着大罐的茁壮的鲜花。巴哈来了，德国人乡土的巴哈来了，掠过鲜花、钻石和梳得一丝不苟的金发。我想起的是，在上海家里的旧录音机和放在纸箱里的大盘带，那里的巴哈，浮在老式录音的沙沙的杂音里。那个巴哈是我熟悉的，而不是这个。这是个营养良好自得的巴哈，在古堡的乡亲们中间昂昂然踱步。
我说：集中思想，这是巴哈，在德国的城堡里听，是你向往的原汁原味。
可是我和这情景，像沙粒对于粮食，或者中国花生油对于德国牛奶，或者风对于关着的门。
等到了休息的时候，我忍不住走出去。走到了无人的塔楼里，我坐下，这时我才觉得，我就快要被憋死了。在塔楼的窗上，我看到了一颗明亮的星星。
楼下静下来了，巴哈又开始了，音乐在塔楼里轰鸣，有人在间隙里说了响亮的德文，大家轰地笑起来，我听不懂他们说了什么又在笑什么。音乐又来了，退到了黑暗里听，我感觉好多了，我抱着我的腿，听完了我在德国听的第一场音乐会。
回家以后，我对艾尔太太说我得打电话回家，我要找一个电话亭。她说：“难道不可以等到明天吗？到邮局去打要便宜些。”我说不能。
她说可以在她的电话上打。我说谢谢，可是不。
我找到了一个教堂边的黄色电话亭，SOS，Interntional，打通了我家的电话。我说：“我想家。”我真的想，我说不出话来，一个一个往电话里喂硬币。我听到我的陈保平在那一端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你要想这是你梦想成真的时候，多少人想像你这样，还做不到。”
3月15日到3月21日支出： 食物：5＋11.06＋3.7＋5＋4.6＋8.9＝38马克
我仍然是上班，去市场，将一张中国人的笑脸挡在前头。以至于扬卡太太有一天问：“陈，你在中国一定是过着十全十美的生活，你看上去总是安静的，可爱的。”
我说：“是。我在中国有常年的写作假，是一种国家的资助。所以在中国我不用上班，反而到德国来朝九晚五。”
“那么你的稿费来了，要还给国家吗？”
我说：“不用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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